“小康”一词，出自《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摆脱贫困劳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梦想与期盼。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时起，就以消灭剥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执政的重要指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国家发展情况和贫困人口、贫困特征变化，我国制定实施相应的扶贫政策体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

　　1.我国扶贫开发的历史进程

　　1949年—1978年，实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广义扶贫战略。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行了土地制度改革，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国民经济发展，为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提供了最基本的制度和物质保障。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初步建立起了农村供销合作及信用合作系统，形成了以五保（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制度和特困群体救济为主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新中国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减少了农村贫困现象。

　　1978年—1985年，实施农村经济体制变革推动减贫的战略。改革开放后，推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实施提高农产品价格、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等配套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村土地制度、市场制度以及就业制度的改革，使农村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减少。1984年国家实施以工代赈（政府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工程，受赈济者参加工程建设获得劳务报酬，以此取代直接救济的一种扶持政策。现阶段，以工代赈是一项农村扶贫政策）改善了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直接增加了贫困人口的收入。政府在改善农村物质贫困的同时，重视发展农村的教育事业，出台了一系列改善农村教育的社会政策。

　　1986年—1993年，实施区域开发式扶贫战略。这一时期，农村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开始凸显。农村地区特别是老少边远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开始较大落后于沿海发达地区，成为“需要特殊对待的政策问题”。1986年，我国成立了专门的扶贫机构——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使农村扶贫开发规范化、机构化、制度化。这一扶贫机构的建立，标志着我国政府由原来的道义式扶贫转向制度性扶贫。

　　1994年—2000年，实施综合性扶贫攻坚战略。这一阶段是以1994年3月《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颁布为标志。该计划提出要用7年左右的时间，到2000年年底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要到村到户，以贫困村为基本单位，以贫困户为主要工作对象，以扶持贫困户创造稳定解决温饱的条件发展种养业为重点，坚持多渠道增加扶贫投入。并明确指出，扶贫开发到村到户的核心是扶贫资金的投放、扶贫项目等各项措施真正落实到贫困乡、贫困村、贫困户。中央政府大幅度增加扶贫开发投入，明确资金、任务、权利、责任“四个到省”的扶贫工作责任制，建立东部沿海地区支持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扶贫协作机制，并推行了入户项目支持、最低生活救助、科技扶贫、劳动力转移、生态移民等多元化扶贫措施。2000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的战略目标基本实现。

　　2001年—2012年，实施整村推进与“两轮驱动”扶贫战略。在全国中西部地区确定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把贫困瞄准重心下移到村，全国范围内确定了15万个贫困村，全面推进整村推进、产业发展、劳动力转移为重点的扶贫开发措施。2007年，全面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进入扶贫开发政策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衔接的“两轮驱动”阶段。这一时期扶贫开发取得的成就不仅使大多数贫困群体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同时也对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缓解区域、城乡差距扩大趋势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013年至今，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各地各部门全面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构建省、市、县、乡、村五级一起抓扶贫，层层落实责任制的治理格局。注重抓好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确保各项政策好处落到扶贫对象身上。坚持分类施策，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支持和鼓励全社会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参与扶贫。创新扶贫开发机制，出台一系列精准扶贫政策，为脱贫攻坚源源不断地释放着改革红利。社会保障日益完善，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面建立。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明显。

　　2.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之路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减贫成就，最根本的原因是发挥了党的领导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探索了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

　　“不忘初心”，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根本特征。做好扶贫开发工作，支持困难群众摆脱贫困，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也是党和政府的职责所在。在陕西省靖边县部分农村地区，高氟水给当地群众带来诸多痛苦，同时也是当地脱贫摘帽难啃的“硬骨头”。群众的需求，就是干部们努力的方向。为此，当地干部群众四处寻找安全水源，放弃休息，日夜施工，最终将放心水送到群众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党员干部都要有这样一个意识：只要还有一家一户乃至一个人没有解决基本生活问题，我们就不能安之若素；只要群众对幸福生活的憧憬还没有变成现实，我们就要毫不懈怠团结带领群众一起奋斗。”

　　“坚持精准”，始终坚持扶贫开发领域的改革创新，这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核心内容。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国民经济来解决贫困问题，采取低水平、普惠性的救济式扶贫方式。改革开放以后，主要通过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释放制度变革效益，带动贫困人口摆脱贫困。1986年开始实施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随后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扶贫开发计划，不断改革扶贫方式，先从区域扶贫、确定重点贫困县到瞄准重点贫困村，再到通过确定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县、贫困村相结合瞄准贫困人口，最终发展到精准到人。几十年来扶贫的改革，始终体现了“坚持精准”的方向，由粗到细、由大到小、逐步精准。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重要思想后，我国为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找出了基本方法。

　　“开发扶贫”，始终坚持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这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重要特色。我国扶贫开发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从来没有把穷人当负担，把贫困地区当包袱，始终把激发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作为扶贫开发的根本目标。对贫困人口来说，救济式扶贫虽然可以解决燃眉之急，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坚持开发式扶贫，就是从我国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国情出发，避免政策养懒汉。目前，我国正在重新诠释“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古话。在甘肃省，人们利用当地的特色佳肴牛肉拉面助力脱贫；在贵州省铜仁市，政府与企业合作发展旅游业，促使当地农民增收；在山西省北山晕村，古村小镇打起“影视基地+旅游”牌，乡亲们纷纷凭借“群众演员”一职寻求额外收入。

　　“凝聚合力”，始终坚持构建大扶贫格局，这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制度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致富不仅仅是贫困地区的事，也是全社会的事。为动员和凝聚全社会扶贫力量，鼓励支持各类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脱贫攻坚。河北省的一个小山村，在三星中国的帮助下，探索旅游扶贫模式；河南省143家省级社会组织组建12个脱贫攻坚合力团，以“多对一”方式精准帮扶11个深度贫困地区；浙江省名牌高中校长陈立群，退休后，拖着病体，只身前往偏远的贵州大山里义务支教……不断推动政府、市场、社会扶贫互动和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联动，大扶贫格局不断完善，营造了扶贫济困、共奔小康的社会氛围。

　　“较真务实”，始终坚持扶真贫、真扶贫、真脱贫，这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本质要求。我们国家的扶贫开发充分呈现真投入、真干、实干、苦干等鲜明特征。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扶贫开发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确定精准扶贫方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五级书记一起抓扶贫，上万亿元的资金投向贫困地区的县、乡、村，过百万的扶贫工作人员住在贫困村帮助扶贫。此外，实行最严格的考核评估制度，建立严格科学的扶贫成效考核、评估、退出机制，实施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专项治理，组织脱贫攻坚干部大轮训，开展脱贫攻坚专项巡视、督查巡查，接受社会监督，确保脱贫成果经得起历史检验、实践检验。

　　“开放包容”，始终坚持交流互鉴、促进共建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价值取向。一方面，我国扶贫开发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就注重引进、学习、借鉴国际上成功的减贫理论和经验。通过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合作，把国际经验引进来，在学习借鉴中推进本土化。如201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经济学家“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所提出的实验性方案”，对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借鉴。另一方面，近年来，对于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脱贫奇迹”，越来越多国家找寻其中的“密钥”，中国脱贫经验开始走出去，影响其他国家减贫工作。比如尼日利亚正在学习中国切实可行、针对性强且可持续的脱贫措施；世界银行与中国合作，向全球其他国家传授成功的减贫经验，从而更好地完成在2030年消除极端贫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