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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5G纽带作用推动工业互联网发展
——访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
发表时间:2020-03-10    来源:《党委中心组学习》2020/01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资料图:欧盟数字峰会上,一名观众通过5G网络远程驾驶挖掘机(图片来源:新华社)
 
  工业互联网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支撑,5G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演进的重要方向。发挥5G纽带作用,推动工业互联网发展,是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培育壮大数字经济,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预计,2020年至2025年,我国5G商用直接带动的经济总产出达10.6万亿元。围绕发挥5G纽带作用,推动工业互联网发展,本刊专访了邬贺铨院士。

  我们抓住了信息化发展的历史机遇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信息化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如何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邬贺铨: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在工业革命的蒸汽时代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气时代,中国错过了,落后了。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走了200多年,我们才开始工业化。现在面临一个信息化的时代,我们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之所以说“千载难逢”,是因为在工业化时代之前,西方工场手工业已经开始发展,差不多从文艺复兴时期算起,已历时大几百年;信息化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如果我们错过了,也许又要落后很长一段时间。尽管我们是工业化的后来者,但是信息化对于工业化欠发达的国家或者工业化没有完成的国家来说,是一个跨越发展的机会。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说过这样一句话,“网络信息技术是全球研发投入最集中、创新最活跃、应用最广泛、辐射带动作用最大的技术创新领域,是全球技术创新的竞争高地”。从这句高度评价信息技术作用的四个“最”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对信息化之于民族复兴,寄予了很大的期待。 

  记者:请您简要回顾一下,中国自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信息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 

  邬贺铨:从1969年出现至今,互联网已经走过50多年的历程,中国全面接入互联网已有26年。尽管我们晚了20多年,但基本赶上了互联网商用的开始,因此,中国一批互联网公司的诞生不比美国晚多少,在消费互联网时代,基本上发展起来了。这些公司虽然从模仿起步,但中国市场大、网民数量多,它们结合国情,开发出了很多有中国特色的应用,比如电商、外卖、移动支付,等等。截至2018年,信息技术的直接贡献,也就是数字产业化,占到GDP的7.1%。 

  不过,消费互联网发展到今天,来到了一个饱和点。2018年,中国的移动通信普及率达到112.2%,每人每天平均3个多小时在网上,可以说,面向消费者的互联网,遇到了一个天花板,互联网进入“中年烦恼期”。当然,消费互联网也还有发展空间,除了电商,教育、旅游、文化、医疗、养老等产业,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去促进发展。但这些产业仅靠市场运作很难,需要政府承担一部分责任,有些甚至还带有公益性质。现在看来,这些还不足以带动互联网发展的新高潮。 

  工业互联网是数字经济的新引擎 

  记者:未来,互联网发展的新高潮需要靠什么来带动? 

  邬贺铨:工业互联网是互联网的下半场,将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数字经济有两部分组成,除了数字产业化,还有产业数字化,即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产生附加增加值,这是信息技术的间接贡献,在数字经济中是占大头的。 

  工业互联网也可以称为产业互联网,除了工业,还涉及建筑业、采矿业等。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数量最大、门类最全,但总体上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全球知名品牌少,在大约1亿个经济法人里,既有全球最好的企业,也有比较低端的企业,更大量的是中小微企业,自动化效率普遍不高。现在提出的工业互联网,跟过去提的“两化”融合、数字化转型是一致的,只不过,我们希望利用工业互联网集成新一代信息技术,覆盖到产业链的所有环节,使我们的产业生产赶上信息化时代,跃升到一个新高度,解决质量变革、动力变革、效率变革这三大变革问题。 

  三大变革中,首要的是高质量,高质量要靠转换生产动力,提升生产效率。转换生产动力,就是不依赖资本、土地、劳动力等传统要素,而是通过创新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使我们能够增加数字化转型的动力,提供新的动能、新的引擎,提升劳动生产率。人均增加值是衡量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指标。1990—2015年,中国制造业平均工资上升26.7倍,而人均增加值仅提高24.7倍,同期美国制造业平均工资上升1.9倍,人均增加值提升3.16倍,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产出比已不及美国,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已经在下降,我们的劳动生产率目前还比美国低不少。未来我们仍要继续提高劳动者收入,所以必须进行技术创新。 

  记者: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创新发展中,5G处于什么地位作用? 

  邬贺铨:5G是无线传输技术,本身就是一种移动通信的技术。不同之处在于,从1G到4G主要都是面向消费者、面向个人的,1G可以打电话、2G可以发短信、3G可以传照片、4G可以传视频,这些都是个人应用;5G当然也会面向个人,但可以做到可靠性很高、时延很短,并且能够接入大量的物联网,使得从过去主要面向消费者的应用,拓展到面向产业的应用。 

  我们现在提到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有很多,比如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这些看上去是分开的,但5G的出现,把它们串联了起来,可以实现无缝融合。在云端,通过5G传输,可以将传来的物联网的大数据进行人工智能分析和决策,其中,区块链提供安全可信的保障。不仅如此,5G的高可靠、低时延、广覆盖、大连接能力,可以把信息技术用到实体产业里,即通过5G将信息技术和实体产业技术紧密地无缝融合。融合所产生的不是1+1大于2的效果,而是以5G为基础搭建起信息化的平台,使产业数字化产生更大的效益。在互联网转到下半场后,要更好发挥5G和其他新技术的作用。 

  记者:5G商用正在加快推进,达到更好支撑工业互联网建设的效果,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邬贺铨:在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中,4G花了六七年时间达到现在这个水平,5G刚刚启动,达到4G覆盖水平的时间只会更长。相比4G,5G的基站数量更密,投资成本更高,成本回收没有那么容易,要激发运营商的积极性,还要满足老百姓对提速降费的期待,消除对辐射问题的顾虑。在5G建设中,发达国家是非独立组网,核心网是4G的,只是用5G的基站、终端,享受5G的宽带业务;中国走的是独立组网之路,核心网是5G的。新的核心网的好处是,可以把5G的一些真正特征如高可靠、低时延和大连接能力发挥出来,更好支撑工业互联网建设,更好满足8K电视、虚拟现实等产品需求。但建设新的核心网是有试错风险的,以往,中国的移动通信都是跟着发达国家做,不存在试错风险,但创新空间不大;现在,只有中国在做独立组网,尽管有标准,但是前无古人,要面临创新的挑战,走一条自己承担风险的道路。同时,5G在工业应用上,比如无人驾驶等,还要配套解决法律、伦理等问题。当然,5G的发展,根本上要在芯片、操作系统等关键环节进行自主创新,将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工业互联网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记者:现阶段,发展工业互联网主要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 

  邬贺铨:工业互联网与消费互联网不一样。消费互联网是共性的,手机几乎人人都会用;工业互联网是个性的,生产线装备上网,不要说不同行业不一样,同一个行业的不同工厂也不一样,就算买来技术,不可能不加改造就直接用到工厂,需要有提供技术服务的企业,更何况在应用中还要面对软件升级等问题。消费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可以是“烧钱圈地”“赢家通吃”;工业互联网则要有更多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并且产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组织变革有很高要求。消费互联网虽然也重视网络安全,但安全问题对工业互联网的影响更大,一旦疏忽,企业就有可能产生瘫痪的风险。此外,一些管理人员对数字转型有抵触情绪;缺乏既了解信息技术也了解产业技术的人才;传统企业担心数据泄漏等,都是工业互联网发展面临的问题。 

  发展工业互联网,传统制造企业必须是主力。在国外,工业互联网做得好的公司,不是信息技术公司,而是制造业公司,比如西门子、通用电气等,它们既是工业巨人,又具有很强的信息技术能力,转型均比较成功。中国制造业的大多数企业还没有这个能力,一些大企业刚刚起步向数字化方向转型,中小企业更是缺乏相关人才。当然,我们的企业里也有做得比较好的,比如商飞,一方面,商飞有自己的信息技术人才;另一方面,全国做大飞机的公司只此一家,不会担心信息技术公司拿到数据后转投竞争对手。商飞与信息技术公司的合作是成功的,但不一定所有的企业都可以复制其成功经验,对于支撑中国工业半壁江山的中小企业就更难。 

  政府应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记者:从国家层面看,您认为应如何推动解决这些问题?邬贺铨:在我们国家,信息产业在高新技术里的比例可以说是“一枝独秀”,但核心的一些芯片、软件、操作系统等,还不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上。数字经济的空间是很大的,数字产业化的发展,既要补短板,也要增长板,重要的是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在国际竞争中争取更多话语权。我们的产业数字化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比如,金融要脱虚向实,真正投入到产业数字化领域;劳动者数字化的素质水平需要提高;要进一步打造数字化软环境,等等。 

  回顾历史,中国之所以在一些互联网业态上走在了世界前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对于互联网的发展基本上采取审慎包容的态度。将来,对于新业态的发展,还应该审慎包容,“包容”说的是让新业态有发展机会,“审慎”说的是政府要履行监管职责,还要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把握好监管的时机与力度,创造良性的发展空间。 

  工业互联网的产业链很全,涉及研究、设计、供应链、仪器、装备、材料、加工、制造、外销、售后服务、回收等各个环节,全世界没有一家企业能够从头到尾全部自己解决,也没有这个必要。工业互联网可以从任何一个环节切入,只要产生效益,就足以提升竞争力和劳动生产率。发展工业互联网,中国可以走出一条跟其他国家不一样的路。 

  记者:对于推动工业互联网发展,不少地方制订了发展计划和实施意见。对于地方政府,您有什么建议? 

  邬贺铨:我的主要建议有两点。一是政府应该建立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政府可以出资,也可以不出资,委托第三方公司来建。建成后,要配备大计算能力,甚至一些超算能力,配备各种信息化软件,包括大数据分析软件、人工智能软件等,通过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收集数据,免费开放给中小企业使用,同时,还要配备专业的技术人员为企业作辅导。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可以以购买服务的方式补偿第三方公司,如果政府资助建设的话,那只需要补偿运营费用即可。当然,也不是固定的补偿,而是要考核其对中小企业的服务水平。 

  这种方式是普惠的,面向所有企业,而不仅仅是服务少量的试点企业。因为是竞争前技术,也不违反WTO规则。通过这个平台,还可以发布企业的需求,让高校、科研院所在这里对接,实现产学研的有效沟通。 

  二是为中小企业创造创新发展环境。不少地方政府现在正在做这项工作,采取了很多措施。地方政府很重视5G,希望抓住机会,发展当地面向5G的一些产业,有些地方还希望通过5G带动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我认为,各个地方在5G发展中都是有机会的,不一定都像广东等地一样做芯片、手机。3G刚启动的时候,没有智能手机;4G刚启动的时候,也没有抖音、快手等热门应用;所以5G普及后,一定会出现新业务、新业态,只是现在这个阶段,还想象不到是什么,事实上,这也不是想象出来的,而是社会各方面共同激发创造出来的。可以肯定的是,以5G的能力,一定会产生比4G更大的影响。 

  记者:一些人对于网络安全问题也有所顾虑,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邬贺铨:工业互联网上有很多传感器收集数据,一般而言,传感器本身的安全防护措施是比较简单的,虽然工业互联网的网络一般是内网,但如果管理不严格,内外网因U盘摆渡而一旦勾连,很有可能导致病毒入侵,这种情况不是没有过。所以,工业互联网的安全,一是要在管理上做到真正隔离;二是要加大投入,尽可能在建设时同步重视网络与数据安全。另外,安全防护要变成社会化服务,外部的攻击很多时候是成片的,包括生产装备供应商、网络安全企业、电信运营商等做到网络安全威胁情报共享,这就需要政府出面,建设网络安全数据共享平台。 

  我们发展工业互联网,不仅仅是提升传统产业的竞争力,还希望能够以工业互联网为抓手,发展工业互联网自身的产业,比如大数据软件、人工智能软件、传感器等。通过工业互联网,带动自主可控的产业发展,支撑国家的工业互联网转型。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工业互联网所需的重要产品依赖进口,那安全问题就更大了。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各级政府在学习新一代信息技术时,应该注重哪些方面? 

  邬贺铨:5G是信息化技术,不应该把它单独孤立出来,也不能学了区块链,就不谈云计算了;学了人工智能,就不谈大数据了……这些新技术都是相互关联的,5G是桥梁和纽带。面对新一代信息技术,要学习研究如何利用这些技术来改善社会治理,改进营商环境,打造创新平台,支持更多中小企业发展并使之与大企业形成产业集群。同时也要看到,5G的发展是一个生态链,在这个生态链里,想要发展本地的5G相关产业,就要选好切入点,不能什么都做,要发挥好地方的比较优势。要看到,在工业互联网里,每个企业都是独特的,都有很大的开发应用领域和空间,都有相应的市场机会。因而,政府有责任在维护信息化的安全创新环境里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政府的数据开放和鼓励企业之间网络安全的数据共享就只有政府才能做。政府是社会治理规则的制定者,同时也是监督执行者。 

作者:本刊记者 翟健 孙艳芳

网站编辑:单 良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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