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新加坡规划之父”：城镇化需完善的远期规划

　　刘太格被称为“新加坡规划之父”，目前他也是约30个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的顾问，因此对中国城镇化发展，尤其是城市规划设计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比较了解。

　　刘太格说，他在中国很多城市做规划的时候，发现中国的市领导有一个共同问题就是着急赶项目、赶规划，往往规划城市发展的年限太短。

　　1969年他回到新加坡加入建屋发展局工作的时候，参与规划的新加坡城市发展的年限是一百年。而根据中国目前比较稳定的人口增长速率来测算，中国城市发展的规划年限应该要达到50至60年，甚至是70年，才是合理的远期规划。

　　在这个远期规划的基础上做中期规划，做完中期规划再做近期规划。即根据远期的缩小做中期的，根据中期的再缩小做近期的，近期再缩小做五年计划，这样才能互相衔接、环环相扣。所有这些规划互相都没有矛盾，这样才能避免后期发展过程中出现诸如道路连接不上，路的宽度连接不上等问题，也不容易造成项目的反复。

　　②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市长：城镇化首先是人的城镇化

　　阿德莱德是公认的澳大利亚最宜居城市之一。在城市化过程中，这座城市调整了城市理念，把城市建设成“一座环境可持续的城市”。

　　阿德莱德市市长斯蒂芬·亚伍德说，为了控制碳排放量，阿德莱德在城市化思路上做出至少两点调整：

　　首先，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不一定是土地的城市化。阿德莱德市使市区由向“外”扩张改为向“上”伸展，建设更多高层住宅，使中央商务区周边2.5公里范围内能容纳更多居民，减少交通流量，减轻了发展公共交通的压力。

　　其次，有计划地保留一部分农村土地，以获取多种利益。南澳州议会新近通过法案，将阿德莱德市附近两个葡萄种植区共19万公顷的面积纳入保护范围，不允许进行城市化开发。这一决定可能为阿德莱德市的旅游业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

　　③德国 法兰克福市长：居住工作流动性是城市规划基础

　　“在法兰克福，居民对居住、工作和流动性的要求始终是我们进行负责任和可持续的城市规划的基础。城市规划也要承担起我们对后代的责任。”法兰克福市长彼得•费尔德曼表示。

　　费尔德曼认为，一个宜居的城市必须首先要满足其居民的需求。也就是说，必须为他们提供工作的基础条件以及体验生活、休息的空间，同时也要满足几代人共同生活的需求、提供足够方便的交通或迁移的可能性，以及提供文化的多样性。其中尤其应该重视可持续的原则。

　　④日本 川崎市长：城镇化应与环境保护同步

　　毗邻东京的川崎市是日本主要工业城市。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川崎市面临着人口过密、交通拥堵、大气污染等环境公害问题。近些年，川崎市将解决环境公害问题与产业发展规划结合，逐渐从重工业城市转型为以先进环保和节能技术为产业优势和城市品牌的绿色发展道路。

　　川崎市市长阿部孝夫介绍，20世纪6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川崎作为京滨(东京—横滨)工业地带的核心工业城市，出现了严重的环境公害问题。

　　面对严重的环境公害问题，当时川崎市先于中央政府采取了公害治理措施。1968年，川崎市开始对二氧化硫等主要大气污染源进行日常监测;1969年，川崎市建立了公害受害者救援制度;1970年，川崎市与市内39个主要工厂签订了防止大气污染协定;1972年，川崎市率先制定和颁布了《川崎市公害防止条例》，引入了废气排放总量限定、建成公害监视中心等对策。如今，川崎市公害监视中心在市内共设有18个监测站，连续监测大气环境的污染状况。此外，对于大型工厂，另外通过发生源大气自动监视系统进行自动监测。

　　就中国今后城市化和环境治理模式，阿部说，首先要绝对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二要发挥地方在环保对策上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地方城市经过自主摸索，建立起有效的环保对策后，中央政府可以在此基础上向全国推广普及，从而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环境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