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计算有效生产者与有效消费者人数，然后把这两类人数的比例作为抚养比。把经济变化的指标——人均产出增长率——分解为两个部分，即有效生产者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与抚养比的增长率。这两个组成部分中，第一个是劳动生产率，第二个是人口因素。在假设有效生产者人均产出增长率不变的条件下，抚养比增长率的变化便可直接等同于其对人均产出增长率的贡献，也即人口红利。

　　实际上，人口变化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不仅包括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还包括扩大积蓄以及人力资本投入与回报上升。人口在40岁—60岁年龄段积蓄的可能性最大，更多的储蓄意味着更多的资本。每个劳动者资本占有量提高，可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期望寿命的延长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观念，造成了更多技术发明使用的机会，提高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

　　由此可见，人口红利的计算需综合考虑就业、收入及对经济增长的其他变量的影响，而不是像有些人误解的只依靠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

　　人口红利拐点目前没有明确的科学定义。一般理解意义上，可以认为人口红利拐点指一个社会人口结构中，劳动人口增长率低于非劳动人口(特别是退休劳动人口)增长率的时候。

　　有利因素

　　1.高劳动参与率

　　高劳动力比重意味着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参与率高。

　　2.高储蓄率

　　适龄劳动力比重大，同时也意味着人口赡养率低或劳动力人均负担率低，即每个劳动者需要赡养的老人和孩子数量较少。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这是实现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高储蓄率的一个重要条件。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而储蓄是资本积累或投资的重要来源。

　　3.较高的劳动力配置效率

　　配置效率是相对于技术效率而言的。技术效率是指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提高，而配置效率是指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现存资源的重新配置带来的效率。

　　不利因素

　　1.短期影响因素

　　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制约着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分布看，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2.长期影响因素

　　从长期看，一国的“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人口红利”期只是一国人口变迁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人口的老龄化和青壮年劳动力供给速度的持续下降，将经由劳动力要素供给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储蓄和资本积累两方面，中国经济所享有的“人口红利”的黄金时代正在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