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小平 王立立

　　公共卫生对外援助，不仅是人道主义援助，更是卫生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卫生外交的具体表现形式。随着全球卫生概念的提出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卫生外交是具有“柔性”特质的公共外交，在国家关系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为实现国家利益服务。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对外卫生援助事业稳步发展，对改善受援国人民的健康状况、促进受援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树立良好的中国形象、推动全球卫生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成绩卓著，形式多样

　　近60年来，我国公共卫生援外规模不断扩大，成绩卓著，援助方式日趋多样化。早在1963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中国政府就从北京、上海等地优秀医生中抽调24名医疗队员，向急需医疗救助的阿尔及利亚派遣第一支援外医疗队，揭开了中国卫生外交的序幕。1963年至今，我国已向亚、非、拉、欧和大洋洲的71个国家累计派出2.6万人次的医疗队员，诊治患者约2.8亿人次。目前，我国的公共卫生援外已从过去单一的项目建设，转变为理念交汇、设计系统、人力资源培训、培育流行病学现场和实验室并重，应急救援和日常工作相结合的援助模式，主要有三种形式。

　　第一，提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援助。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至今，我国共参与12次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工作，包括海啸、地震灾后救援，支援埃博拉、寨卡、鼠疫和黄热病传染病疫情防控等。2014年，埃博拉疫情在西非暴发，中国先后派出200余人次的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培训队赴西非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这是中国首次系统性的对外公共卫生应急援助。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中国第一时间向全球分享病毒全基因序列信息，与全球180个国家、10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分享疫情防控和诊疗方案，同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举行专家视频会议，向多个国家派遣医疗专家组，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其中，驻塞拉利昂项目专家组扎根非洲，坚守抗疫第一线，驻非洲疾控中心高级技术顾问单兵作战，成为中非团结抗疫的纽带和桥梁。援外医疗工作人员与当地居民心心相通，为“一带一路”“健康丝绸之路”建设厚植了民意根基。

　　第二，实施以防治传染病为主的公共卫生援助项目。近年来，我国实施了一批各具特色的公共卫生援外项目。包括塞拉利昂P3实验室技术合作项目（标志着我国海外公共卫生技术实体的初步建成），坦桑尼亚疟疾防治项目和血吸虫病防治项目，澜湄地区传染病跨境联防联控项目，援埃塞俄比亚妇幼卫生项目等。这些项目是我国开展卫生外交的典范，是维护国家和全球卫生安全、参与全球卫生治理、落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一带一路”国家实现健康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战略举措，对提升我国国际政治影响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三，强化卫生人员能力建设。一方面，开展国内全球卫生人才培训和对外援助培训，引入世界卫生组织项目，开发全球卫生外交与英文公共卫生公文写作培训，国际公共卫生会议研讨和演讲技能培训和国际公共卫生发展合作培训项目等。另一方面，进行援外卫生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通过多边或双边渠道，采用培训、学位学历教育、人员交流等形式，传播先进的发展理念和医疗技术，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培养医疗卫生人才。截至2017年6月，在华培养了2万多名受援国际医疗卫生管理和技术人才。卫生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意味着资金、物资、人力和技术等方面的综合转移和输出，与其他援助方式相辅相成，是增强受援国卫生事业能力建设最直接、有效的途径之一。

　　适应新形势，不断提高援助效果和影响力

　　近年来，在大国竞争日趋激烈、卫生问题进一步全球化的新形势下，我国对外卫生援助面临新挑战。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深入推进，开展对外卫生援助成为很多国家体现“软实力”的重要手段，欧美大国、传统援助国与新兴经济体都日益重视卫生发展援助，而受援国家自身的国计民生并没有停留在原有水平，对于卫生援助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我国需要进一步提升对外卫生援助的影响力，丰富对外卫生援助主体，拓宽选派援外医疗队员渠道。与此同时，由于我国与一些受援国家在具体管理制度方面存在差异，发达国家集团主导了当代国际援助体系和相关话语权，还会遇到中方执业医师的资格认证受阻、传统中医药推广缓慢等困难。这些都需要我们积极应对。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将同各国一道促进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将一如既往，积极担负起国际责任，继续做好公共卫生对外援助工作，为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为此，我们应该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首先，我国的公共卫生援外还处于起步阶段，应加快探索可持续的、整体的公共卫生援外发展计划，明确目标和优先领域，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促进公共卫生援外的系统化发展。2018年，我国专门成立了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统筹我国对外援助事宜，这将大大优化包括公共卫生对外援助工作的整体布局。同时，需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进一步推动和完善我国公共卫生援外管理体系机制建设。

　　其次，可以在重点区域设立公共卫生海外机构，立足所在国的传染病防控，并作为节点辐射整个区域，参与全球卫生治理。通过选取中国防控经验丰富、所在国疾病负担较重的传染病领域，加强监测、干预、能力建设和科研合作等，系统促进受援国重点疾病的防控。

　　最后，应注重公共卫生援外人员的综合能力建设，建立人才储备，针对语言文化、外交礼仪、国际合作等综合能力进行培养和提高，满足日益增长的援外人才需求。

　　（作者分别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全球公共卫生中心主任、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