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新春

2026年2月28日，美国与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多名政府高层官员在空袭中丧生。伊朗随即展开报复行动，向波斯湾区域内的美军基地及以色列战略目标发射多轮导弹，冲突迅速蔓延至整个海湾地区。中东局势面临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国际社会普遍担忧该地区可能陷入更深层次的动荡与分裂。

从盟友到敌对的长期博弈

20世纪50年代，在冷战格局影响下，中东成为美苏争霸的关键区域。1951年，伊朗国民议会通过《石油国有化法案》，将长期以来由英伊石油公司等西方资本控制的石油资源全面收归国有，这一举措严重触及英国与美国的战略经济利益。1953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与英国秘密情报局共同策划的“阿贾克斯行动”中，伊朗民选首相摩萨台被推翻，亲西方的巴列维国王重新掌握实权。1959年，美伊签署双边防御协定。此后，伊朗成为美国在中东的“北支柱”，与作为“南支柱”的沙特共同维护西方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

巴列维王朝执政期间，美国向伊朗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与经济支持，帮助其成为当时中东地区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并推行以现代化、世俗化为导向的“白色革命”。这一系列改革包括土地重新分配、扩大妇女权利、推进工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普及现代教育等。这些改革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伊朗传统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生态，激化了传统宗教势力与新兴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为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爆发埋下伏笔。

1979年，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新政权强烈反美，称美国为“大撒旦”。同年11月，伊朗学生占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扣押52名人员长达444天，这就是当时震惊世界的“伊朗人质危机”。美国卡特政府实施的“鹰爪行动”救援任务失败，导致两国关系彻底破裂。1980年4月，美国宣布与伊朗断交，并实施全面经济制裁。霍梅尼政权将反美主义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美伊关系由战略盟友彻底转变为战略敌手。

1980年至1988年的两伊战争期间，美国虽宣称中立，却暗中向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提供情报支持、军事装备及化学武器原料。1984年，美国将伊朗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1988年7月，美国海军巡洋舰“文森斯”号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伊朗航空655号班机，造成290名平民遇难，该事件被伊朗认定为蓄意屠杀。1995年，克林顿政府签署行政命令，全面禁止美国与伊朗进行贸易和投资。2002年，小布什在国情咨文中将伊朗列入所谓“邪恶轴心”，指责其谋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支持恐怖主义。

2015年7月，经过多年艰苦谈判，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伊核协议），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以换取国际社会解除制裁。然而2018年5月，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伊核协议，重启并加码对伊制裁，实施以石油禁运、金融封锁和长臂管辖为核心的“极限施压”政策。2020年1月，美军在伊拉克巴格达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击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双方一度处于全面战争边缘。

2025年6月，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等地核设施发动打击，伊朗随后向伊拉克境内的美军阿萨德基地发射弹道导弹作为报复。同年12月底，伊朗因经济困境爆发骚乱，伊朗政府指控美国与以色列利用网络战与舆论战煽动颠覆活动。在伊朗控制住局势后，美国迅速向中东增派航母战斗群、隐形战机与防空系统，完成“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部署”。2026年2月26日，美伊代表在瑞士日内瓦重启谈判。然而谈判尚未取得进展，两天后美以即发动斩首式空袭，双方进入正式战争状态。

多重博弈的结构性困境

美以与伊朗之间的对抗并非单一议题之争，而是围绕核问题、导弹能力与地区影响力三大战略支柱展开的深度博弈。每一项都直接牵涉各方最核心的安全利益与政权生存，形成难以妥协的结构性矛盾。

核问题。伊朗始终坚持和平利用核能是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并将民用核技术视为国家现代化的重要象征与战略反制手段。伊朗官方多次声明不寻求发展核武器，但坚决保留铀浓缩权利与完整的核燃料循环体系。伊朗指出，美国在本地区保持大量前沿军事存在，且纵容以色列实际拥核却拒绝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构成对伊朗的国家安全威胁。而美国和以色列则视伊朗核计划为最严峻的区域挑战，要求伊朗完全弃核、彻底拆除相关设施并接受“任何时候、任何地点”的无条件核查。伊朗明确反对将核问题与其他议题捆绑谈判。双方在“制裁解除”与“核活动限制”孰先孰后的问题上陷入死结。

导弹威慑。伊朗深知其常规军力无法与美以正面抗衡，因此将弹道导弹与巡航导弹作为非对称战略威慑的基石。伊朗拥有中东地区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的导弹武库，包括“流星”“泥石”等多型号中程弹道导弹，射程可覆盖以色列全境及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伊朗坚持导弹项目属于自卫范畴，绝不容忍外部干预。美国则坚持导弹问题必须纳入核谈判一揽子解决，担忧伊朗发展出核常兼备的打击体系，从而具备区域封锁与反介入能力。

地区影响力。伊朗通过“战略延伸”积极构建包括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人民动员力量及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内的“抵抗轴心”，通过武器输送、资金援助与人员培训等方式扩大地区话语权。伊朗试图借助代理力量形成外线防御带，抵消美以战略围堵的压力。而美国与以色列则指责伊朗输出革命、破坏邻国稳定，要求其停止对所有非国家行为体的支持，并从叙利亚、伊拉克等地撤出武装力量。

美伊决策的内部逻辑

美国对伊朗政策深受国内政治生态与利益集团博弈的制约，体现出鲜明的党派轮替特征与选举政治导向。共和党通常将对伊强硬作为竞选主轴，抨击伊朗为“头号支持恐怖主义国家”，指责民主党政策软弱绥靖，以争取军工、能源集团及犹太裔选民支持；民主党政府则往往倾向于通过多边外交与谈判解决争端，但在国会压力与舆论环境下也常展现强硬姿态。这种周期性摇摆导致美国难以形成持续可信的对伊战略。此外，美国军工复合体在对伊政策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军工企业、军方高层、国会国防委员会与保守派智库形成利益共生网络，通过政治献金、游说力量和“旋转门”机制持续影响国家安全决策。中东持续紧张的局势为军工行业带来巨额订单，形成“制造威胁—渲染危机—增加军备—扩大利润”的循环模式。与此同时，美国能源集团也极力主张遏制伊朗，旨在削弱这一竞争对手在全球石油市场中的地位，并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道的控制。据统计，全球约20%的石油贸易需经该海峡，伊朗的军事能力与政治意图直接牵动国际能源安全格局。

伊朗的强硬立场则源于其独特的政治架构与历史经历。一方面，伊朗政治体系内部存在强硬派、务实派与改革派之间的持续角力。伊斯兰革命卫队不仅是国家安全支柱，还通过旗下庞大经济帝国，如戈尔博集团深度介入能源、基建、金融等关键领域，在长期制裁环境下形成自循环生态，具备较强的抗压能力。革命卫队高层通常持强烈反美立场，并通过宪法监护委员会、专家会议等机制制约总统与外交决策，任何对美缓和政策都面临内部巨大阻力。另一方面，长达数十年的制裁与孤立政策不仅造成伊朗经济困难与民生压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民众的反美民族主义情绪。许多伊朗人仍铭记1953年政变、两伊战争中西方的偏袒与民航击落事件，对美国政策的不信任感深植于社会意识之中。

危机升级与秩序重塑

当前，伊朗正面临自伊斯兰革命以来最严峻的战略考验，而中东地区也站在新旧秩序交替的十字路口。

此次危机不仅是美伊双边矛盾的爆发，更折射出全球秩序转型中的深层张力——一方面是美国试图维持单极霸权、强化联盟体系及军事优势；另一方面是伊朗等地区力量追求战略自主、安全自主与多极平衡。美国长期的单边制裁与长臂管辖行为，不仅削弱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体系，也因其双重标准与长臂管辖侵蚀自身国际信誉。

从长远看，军事手段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战略分歧，反而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区域冲突、人道灾难与难民危机，并加剧极端主义蔓延。国际社会需紧急行动起来，共同呼吁停火止战、重启政治对话。2026年2月28日当晚，在中国与俄罗斯的共同要求下，联合国安理会就伊朗局势召开紧急公开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各方保持最大克制，立即停止敌对行动，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人道法。

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应约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方一贯主张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美国和以色列在伊美谈判进程中对伊朗发动袭击不可接受，公然击杀一个主权国家领导人、鼓动政权更迭不可接受。

王毅指出，中方的立场是：第一，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防止战火蔓延和外溢，避免局势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中方重视海湾国家的安全，支持他们保持克制态度。第二，尽快重回对话谈判。各方应强力劝和阻战，敦促当事方尽快重返对话谈判轨道。第三，共同反对单边行径。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对主权国家大打出手，破坏二战之后建立的和平根基。国际社会应当发出明确、清晰声音，反对世界倒退回丛林法则。

从目前形势发展看，美国与以色列的单边军事行动已引发国际社会广泛质疑甚至公开反对。沙特、阿联酋等地区国家拒绝为美军行动提供基地支持，卡塔尔、阿曼等国强调外交解决的重要性。这些都表明中东国家自主意识正在不断增强，正在探索符合自身利益的安全架构与外交路径，不愿再成为大国博弈的战场。

历史反复证明，武力不能带来持久安全，霸权只会埋下更多冲突的种子。国际社会应坚定站在和平一边，坚持公正公道、捍卫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共同推动中东走出安全困境，实现长治久安与发展繁荣。这不仅关乎地区人民的命运，也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必然要求。

（作者为宁夏大学学术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