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健

欧洲移民问题既有殖民历史遗留的深层纠葛，也有当代地缘政治博弈的直接推动，尤其是美国在中东地区长期推行的干预政策引发了人道主义灾难，加剧了移民潮。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失衡、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存危机等问题，也成为欧洲移民问题的重要诱因。

多重因素交织，诱发移民问题

从历史脉络看，欧洲移民问题经历了从战后劳动力需求到当前安全威胁与社会融合困境并存的转变过程；从现状表现看，欧洲对移民呈现出政策收紧、区域分化、社会矛盾加剧、极右翼势力借机崛起的特点。

二战结束后，欧洲国家面临艰巨的重建任务，劳动力短缺成为制约经济复苏的瓶颈。在此背景下，来自前殖民地国家及全球其他地区的移民，尤其是地中海沿岸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劳动力，开始大规模涌入欧洲。这一时期，移民主要被视为经济复苏的“助推器”，能为当地工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急需的人力资源。为适配这一需求，欧洲各国普遍推行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有的甚至通过官方协议主动招募外籍劳工。

随着移民数量的持续攀升和移民群体的代际延续，以及移民构成从“短期劳工”向“长期定居”的转变，因语言障碍、文化差异、宗教隔阂、就业竞争、住房紧张、福利分配不均等引发的深层次社会问题开始显现并不断累积。这些问题促使移民议题从单纯的经济资源配置问题，逐渐演变为关乎社会稳定、文化认同与文化融合的复杂命题。

2015年，叙利亚内战引发的大规模难民潮席卷欧洲，成为欧洲移民问题的关键转折点。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2015年全年，经由地中海路线和巴尔干路线涌入欧洲的难民及非法移民总数达100万余人。这股前所未有的移民潮让欧洲多国措手不及，纷纷紧急重启边境检查，打破了欧盟长期推行的“申根区无边境管控”原则。部分国家以维护国家主权与本土民众利益为由，拒绝接受欧盟提出的难民配额安置方案，导致欧盟内部在庇护制度、非法移民遣返机制与移民融合政策等关键议题上的分歧持续扩大。这场危机不仅重塑了欧盟及其成员国的移民政策走向，更使移民议题成为各国国内政治博弈的核心焦点。为紧急遏制非法移民的涌入势头，2016年欧盟与土耳其达成临时性难民管控协议，通过向土耳其提供经济援助、放宽公民签证等优惠条件，换取土耳其加强对难民的管控，并接收被欧洲遣返的非法移民。这一做法虽有助于解决燃眉之急，但移民问题的根源——战乱、贫困、气候变化等因素并未触及，再加之后来的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移民入欧的势头仍然持续。据统计，截至2025年12月初，经海路抵达意大利的移民超过6万人。不堪重负的意大利多次呼吁欧盟重启并强化责任分担机制，但其他成员国反应冷淡，部分国家甚至进一步收紧了本国移民政策，如一些国家加速升级生物识别系统和边境无人机巡逻网建设，试图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对移民越境的管控。还有一些国家坚持“零容忍”政策，加大对非法越境行为的执法力度，导致边境管控与人道救援间的张力持续加剧。

欧洲移民问题，已成为系统性挑战

当前，移民问题对欧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呈现多维交织、深层渗透的特点，这些影响相互传导、彼此强化，正影响着欧洲社会的发展轨迹。

从人口结构看，当前，移民已成为欧洲人口增长的核心支撑。目前欧盟总人口已突破4.5亿，创历史新高，但人口自然增长率已连续多年为负（死亡人数高于出生人数），人口增长几乎完全依赖净移民流入。长远来看，如果欧洲移民持续以当前规模甚至更大体量涌入，欧洲人口结构将发生深远的变化。在法国巴黎大区等移民集中的都市圈，非洲裔人口占比较高。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无疑会对欧洲的政治版图、文化走向和社会政策产生持续影响。

在政治层面，移民问题已成为重塑欧洲政治格局的关键催化剂。一方面，欧盟内部在移民政策上的分歧短期内难以弥合，会拖累欧洲一体化进程。2024年5月14日，欧盟理事会经过艰难谈判后正式批准欧洲移民和庇护法改革方案。方案覆盖移民接收条件、庇护申请程序、移民规范管理、难民重新安置及危机处理五大领域。根据该机制，成员国必须从接收部分移民、提供资金支持、调配其他资源保障三项义务中，强制选择至少一项予以履行。对这一强制分摊政策，部分成员国强烈反对，并拒绝执行该方案的部分内容。另一方面，当前移民议题已经成为一些政党崛起的“突破口”。一些政党以移民问题为核心竞选议题，通过主张收紧边境管控、限制移民福利获取、推行“本土优先”政策等，将民众的经济焦虑与文化危机感绑定，成功吸引了大量对现状不满的选民，实现了自身从“边缘势力”到“关键变量”甚至“执政力量”的转变。

在经济层面，移民对欧洲经济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双面性与复杂性。一方面，移民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欧洲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空缺，特别是在农业季节性劳作、建筑业、餐饮服务业和医疗保健业等本土劳动力供给不足、老龄化问题突出的领域。根据欧盟统计数据，2024年移民在欧盟劳动力人口中的占比约12.5%，在护理等劳动力短缺行业，移民占比更高。同时，移民在住房、食品、教育、交通等方面的消费，激活了基础服务市场，创造了新的经济需求。但另一方面，大量移民的涌入，尤其是低技能移民和难民的集中到来，也给欧洲社会的服务系统和公共财政带来压力。在当前欧洲经济增长乏力、普遍推行财政紧缩政策的背景下，对移民的公共服务支出无疑会进一步加剧各国的财政负担，也引发了本土民众对资源分配公平性的争议。

在社会文化层面，移民问题引发了深刻的社会文化冲突。移民为欧洲多元文化社会注入了活力，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但由于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的差异，再叠加语言障碍、就业机会不足等现实问题，移民群体与本土居民之间的隔阂不断加深，引发了部分当地居民对文化稀释、身份认同危机的担忧，因而也催生了强烈的排外情绪。在部分移民集中的区域，一些移民因融入困难，导致在经济上被边缘化，间接推高了犯罪率，而这一现象又被部分媒体和极右翼势力刻意放大，加剧了社会对立。更为重要的是，文化摩擦还引发了部分本土居民对本国历史和文化传承延续性的担忧，使得他们更容易受到“文明冲突论”“种族大更替”等阴谋论的蛊惑。法国学者勒庞提出的“欧洲文明保卫战”，在欧洲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

从长远看，若移民问题无法得到有效、公正、可持续的解决，欧洲将面临长期的风险挑战。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曾危言耸听地警告，若欧洲不能有效管控移民规模，将面临“文明抹除”的风险，甚至断言欧洲可能在20年或更短时间内“面目全非”。这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和文明优越论的论调，虽有刻意渲染，却也反映出移民议题已被提升至关乎欧洲未来的高度。

美式霸权的祸害，让欧洲买了单

探究欧洲移民问题的深层根源，特别是大规模难民潮的重要诱因，美国难辞其咎，其在中东地区长期推行的军事干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政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冷战结束后，美国为巩固其全球霸权地位，强行在中东地区推行所谓“民主改造”计划，动辄以武力介入地区事务，蓄意破坏当地原有政治生态与社会秩序，制造了一系列人道主义灾难，导致了该地区的长期动荡和大量难民的产生。

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以“反恐”为名发动阿富汗战争，这场持续近20年的战争造成了大量阿富汗人流离失所，部分辗转前往欧洲寻求庇护。2003年，美国在缺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以虚假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悍然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导致伊拉克陷入长期战乱，教派冲突不断，恐怖组织趁机坐大。据联合国统计，伊拉克战争导致超过200万人成为国际难民，对周边国家及欧洲形成溢出效应。

2011年，美国主导推动“阿拉伯之春”，对利比亚、叙利亚等国进行政治干预甚至军事打击。在利比亚，美国及其北约盟友的空袭行动导致卡扎菲政权倒台，国家陷入四分五裂的无政府状态，各种武装派别混战不休，经济濒临崩溃，混乱的局势让利比亚成为非法移民前往欧洲的主要跳板之一。在叙利亚，美国长期支持反对派武装，直接助推了叙利亚内战的爆发。这场持续十余年的战争造成500多万人成为跨境难民，并成为2015年欧洲难民潮的核心群体。

除此之外，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一系列霸权行径也进一步加剧了难民问题的复杂性与长期性。例如，对伊朗实施的长期单边制裁，严重阻碍伊朗经济发展，民生困境加剧；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不断激化巴以冲突，让巴勒斯坦地区的流离失所者数量持续攀升。本质而言，美国多年来在中东地区的“穷兵黩武”与强权操作，摧毁了当地的国家治理体系、经济基础和社会秩序，制造了难以弥合的人道主义创伤，使得无辜平民不得不背井离乡，而地理位置相近、经济发达的欧洲自然成为他们的主要目的地。作为难民问题的始作俑者，美国不仅没有承担主要接收和安置责任，反而频频对欧洲的移民政策指手画脚，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

难民危机的本质并非流动的人群，而是强权主导下失衡的国际秩序。当战争摧毁家园、制裁扼杀经济、霸权碾碎主权，流离失所便成为普通民众迫不得已的生存选择。着眼长远，欧洲移民问题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重构被强权扭曲的国际秩序。这首先要求美国摒弃单边霸权思维，停止以地缘政治私利制造动荡；其次，需要移民输出国在国际社会支持下，逐步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重建经济基础与社会秩序，从根源上减少人口外流的诱因；同时，也要求欧洲各国摒弃分歧、凝聚共识，在移民管控与人文包容之间寻求平衡，展现出应有的政治智慧与国际担当。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等多个维度，为构建和平、稳定、繁荣、包容的世界提供了系统性框架和行动指南，也为缓解欧洲移民问题乃至全球人口流动挑战，贡献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中国智慧。世界各国应携手全面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流离失所者看到真正的希望，否则，再高的围墙也挡不住生存的渴望。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