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昊宇

2025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台湾问题公然发表严重错误言论，暗示日本可能武力介入台海，暴露出日本国家战略的危险转向。右翼势力主导下的日本正系统性加速强军扩武进程，不断突破战后军事禁区，妄图摆脱二战战败国身份，谋求军事大国地位。日本军国主义呈现死灰复燃的危险苗头，应当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历史修正主义大行其道

高市早苗的涉台错误言论和对华强硬姿态，受其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驱动。这股思潮源于日本所谓的“皇国史观”，以否定近代以来日本对外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拒绝接受东京审判结果为基本认知前提，在思想层面鼓吹摆脱反省侵略历史的所谓“自虐史观”。这种错误二战史观长期泛滥，根源在于日本战后历史清算不彻底，始终存在一股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与战后国际秩序的右翼势力。作为日本右翼势力的代表人物，高市早苗的政治底色建立在这种错误史观基础之上，其从政以来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日军强征慰安妇等历史事实，鼓吹废除承认战争罪行、向亚洲受害国道歉的“村山谈话”，并长期坚持参拜供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谋求篡改历史叙事为日本军国主义翻案，妄图为日本摆脱战后和平体制与重整军力扫清思想障碍。

在右翼势力的长期操弄下，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形成一套错误史观体系，其内涵特征在于：一是否定、美化日本对外侵略战争性质，鼓吹“大东亚战争解放论”，炮制出“侵略有功”等歪理邪说。二是系统性淡化、否认战争罪行，对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731部队人体实验等反人类暴行百般抵赖，将南京大屠杀称为“南京事件”，妄图通过质疑遇难人数否定史实；否认慰安妇被强征的事实，污蔑受害者为“自愿”，推卸战争罪责。三是构建片面“受害者”叙事，刻意聚焦东京大空袭、广岛长崎核爆等战争苦难，将日本塑造成战争最大受害者，消解日本民众对“加害者”身份的认知。四是推行“靖国神社史观”，将甲级战犯奉为“为国捐躯的英灵”，妄图推翻东京审判的历史定论。

长期以来，右翼保守势力通过全方位渗透，推动修正主义史观对日本社会认知进行系统性改造。政治层面，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高市早苗等右翼政要接连发表否认侵略历史的言论，鼓吹“靖国史观”。教育领域，右翼势力持续推动篡改历史教科书，将“侵略”改为“进出”，删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重要侵略史实，通过政治施压迫使主流教科书自我审查，导致年轻一代对侵略历史缺乏正确认知。舆论层面，《产经新闻》等右翼喉舌与“网络右翼”群体联手鼓噪，打压反思历史的理性声音，煽动“反中厌韩”情绪，挤压历史讨论的理性空间。文化领域，影片《永远的0》等文艺作品美化神风特攻队，回避战争侵略本质，潜移默化向青少年灌输错误战争观，降低社会对军国主义的防范心理。这种全方位的认知操弄，使历史修正主义从边缘思潮逐步演变为深度渗透日本社会各领域的主流认知，严重扭曲日本集体心态和对外认知，为日本右翼势力掌控政治权力、推行“再军事化”路线奠定社会基础。

右翼民粹思潮甚嚣尘上

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泛滥，与其国内政治生态的极端右倾化互为表里、相互催化。以高市早苗内阁上台为标志，日本政治生态完成了从渐进保守化向极端右倾化的转向，战后护宪和平势力衰微，中间温和力量边缘化，右翼民粹势力全面掌控国家政治权力，推动日本加速背离战后和平路线，朝着军事大国狂飙突进。

从历史演进来看，日本政治右倾化是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渐进式过程。冷战时期，“重经济、轻武装”的吉田主义占据主流，右翼思潮长期处于政坛边缘。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经济崛起催生政治大国诉求，开启政治右倾化进程。进入21世纪，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长期执政，将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新保守主义推向政坛核心。安倍晋三更是将“摆脱战后体制”作为核心政治遗产，通过新安保立法解禁集体自卫权，把修宪强军议程推向政治前台。安倍路线总体上被后续内阁继承，日本政治光谱持续右移，温和力量被压制，右翼势力逐渐坐大，左翼护宪势力失去制衡能力。

2025年9月，继承安倍路线的高市早苗当选自民党总裁，公明党退出执政联盟，右翼民粹政党日本维新会与自民党结盟，组建起“战后最右”政权。高市内阁上台后，其核心政治议程围绕“摆脱战后体制”的“国家正常化”目标展开，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全面加速强军扩武进程。

日本政治右倾极化的深层逻辑，源于外部环境变化与内生发展焦虑的双重驱动。从外部因素看，国际形势动荡复杂，地缘冲突频发，催生出日本社会强烈的安全焦虑。美国持续要求日本强化自主军力替其分担同盟责任，默许支持日本突破战后约束，为日本“再军事化”提供外部纵容。从内部因素看，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经历长期发展停滞，社会气氛沉闷闭塞，排外情绪滋长，为右翼民粹思潮蔓延提供了土壤，对外示强和强军扩武成为右翼势力煽动民意支持、转移国内矛盾的政治工具。

在右翼政治主导下，高市内阁抱持零和博弈的地缘对抗思维，在外交上力推“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竭力打造排他性“价值观联盟”，煽动“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等歪曲叙事，拉帮结伙编织“小圈子”，谋求介入台海，搅局南海，加大对华牵制。同时，将产业技术和供应链等非传统议题纳入国家安全范畴，将经济技术问题泛安全化，推动关键技术和产供链“去中国化”。

“再军事化”狂飙突进

近年来，日本提出“从根本上强化防卫能力”的目标，开启了二战后最激进的“再军事化”进程。从法理松绑、军备扩张、制度重构到武器出口、境外部署、军民融合，日本正在加速构建进攻性、外向型军事体系，军力发展重心从本土防御转向远程打击、前沿威慑和境外作战，不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战后和平体制名存实亡。

法理层面，日本通过步步为营“切香肠”战术，逐步掏空“专守防卫”的法理根基。2015年，安倍内阁强推新安保法案，解禁集体自卫权，标志着战后日本“专守防卫”政策开始松动。2022年底，日本政府通过《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重点发展可以先发制人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并提出五年内防卫预算实现翻倍的目标。高市早苗上台后，强军扩武进程全面提速，在提前完成防卫费GDP占比2%的目标的基础上，提出对标北约标准进一步提升至3.5%的目标，并在多个层面协同发力，谋求彻底突破战后军事禁区，打造“能战”国家。

装备层面，日本加速打造全域远程打击体系，重点推进多平台、多弹种火力建设，加快引进美国“战斧”巡航导弹，加速量产部署射程可达1000公里的改进型12式导弹，将朝鲜半岛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纳入打击范围。同时，大力推动高速滑空弹、极超音速诱导弹的研发与量产，谋求形成跨域高超音速打击能力。日本正加快推进无人机、无人水面艇及人工智能作战体系的发展与实战化部署，一方面持续扩大察打一体无人机、高空长航时无人机和“忠诚僚机”等装备研发与采购力度，另一方面推动无人作战体系与美军联合作战网络的深度融合，强化其军事力量向远程投送、智能化与体系化作战能力转型。日本自卫队将太空列为与陆海空并列的独立作战单元，重点研发低轨卫星星座、“保镖卫星”及反卫星干扰技术，构建太空监视、侦察与攻防能力，谋求深度融入美国“金穹”反导体系，推动太空军事化布局。

体制层面，日本加快军事指挥和情报体系重构。2025年3月，日本成立统合作战司令部，整合陆海空自卫队与太空、网络作战力量，构建陆、海、空、天、网、电一体的跨域联合作战指挥体系。2026年4月，日本国会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启动组建“国家情报局”作为最高情报指挥中枢，赋予其跨部门情报强制调取权，实现情报权力向首相高度集中，为军事扩张提供情报保障。这也引发了日本国内对于二战前“特高课”等军国主义情报机器复活的担忧。日本自卫队还以“提振士气，接轨国际”为名，计划恢复“大佐”等二战旧日军军衔称谓，表露出重拾军国主义符号、刻意弱化自卫队防御属性的危险倾向。

部署层面，日本推行西南诸岛要塞化和太平洋前沿化双向布局，向西南诸岛增派部队，部署远程火力、雷达监控网络和电子战部队，打造介入台海的前沿军事支点，同时大力整备机场港口平战一体化设施，并计划升级硫磺岛港口与跑道，在北大东岛部署预警雷达，打造远洋监视与军力投送节点。

2026年4月至5月，日本投入1400名兵力与主力舰艇参演美菲“肩并肩”军演，在菲律宾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迈出境外实战部署的实质步骤。2026年4月，高市内阁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消杀伤性武器出口禁令，允许向冲突国出口战机、导弹、坦克、护卫舰等致命武器，弱化国会监督，将审批权集中于内阁核心圈。日本加速布局亚太军售，向澳大利亚出口“最上级”护卫舰，推动高端军工联合研发，向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推动出口巡逻机、护卫舰，提供装备培训与后勤保障，构建梯度化军售合作体系，试图以军贸外交强化地缘影响力，嵌入美西方军事供应链。

高市内阁还鼓噪备战“长期战争”，为提升持续作战能力，推行“寓军于民”的军民两用技术计划，打造日本版军工复合体。日本计划将小型无人机、AI机器人、民用飞机零部件生产线纳入平战切换机制，利用民用火箭技术开发射程2000～6000公里的中远程导弹。这一机制模糊平战界限，以民生科技之名扩充战争潜力，依托日本民用精密制造、航空航天技术优势，快速转化为军事产能，补齐持续作战能力短板，摆脱对美装备依赖，实质是复刻二战前《国家总动员法》的战时动员机制，将国民经济绑定战争机器。

更危险的是，日本右翼势力公开试探核武装，挑战核禁区。高市内阁谋求删除“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条款，发展核动力潜艇，首相辅佐官公开鼓吹“日本应拥有核武器”，拥核讨论逐渐升温。日本拥有44.4吨分离钚，具备完整核燃料循环技术，理论上可制造数千枚核弹头，是公认的“核门槛国家”。右翼势力将拥核视为摆脱战败国身份、实现军事自主的终极捷径，表露出颠覆国际秩序的危险图谋。

多重危害值得警惕

日本历史修正主义与“再军事化”深度合流，军国主义出现死灰复燃苗头。这种思潮虽有别于战前赤裸裸的侵略扩张，但其思想根源、政治目标与扩张本质与战前军国主义一脉相承，即以历史修正主义洗白战争罪责，通过右翼民粹鼓动掌控政治权力，以“再军事化”实现军事大国野心，最终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谋求地区霸权，这对日本自身长远发展、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和平稳定均构成严重威胁。

对日本国内而言，在右翼势力持续裹挟推动下，日本正加速滑向“回归战前”的危险歧途，战后和平体制摇摇欲坠。右翼势力大肆渲染外部威胁，煽动危机意识，压制社会历史反思和理性讨论空间，打压主张睦邻友好的和平反战力量，社会舆论愈发偏执僵化。自卫队内部深受右翼思想渗透侵蚀，现役军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使馆、公然威胁行凶的恶性事件，暴露出日本武装力量面临失控的重大隐患。随着和平宪法第九条被持续架空，国家资源过度向军事安全领域倾斜，民生保障投入受到不断挤压。在日本少子老龄化加剧、政府债台高筑的背景下，深层次经济社会矛盾正在逐渐积累加剧。

对亚太地区安全而言，日本的激进“再军事化”正成为地区冲突对抗风险的核心策源地。日本渲染“中俄朝三面威胁”，军力扩张打破地区战略平衡，刺激军备竞赛螺旋上升，加剧地区安全困境。日本图谋军事介入台海，插手南海事务，严重侵犯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推升地缘矛盾，增加军事对峙与战略误判的可能。日本的军售扩张与“准同盟”网络构建，严重破坏地区国家间的安全互信和团结合作氛围，阻挠区域一体化进程，使亚太地区面临阵营对抗的“新冷战”风险。

对国际秩序而言，日本的行径对战后国际正义构成根本性挑战。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否定东京审判定论，本质上是谋求颠覆二战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与战后德国彻底反思侵略历史、承担战争罪责、融入欧洲一体化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日本不能正视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破坏地区和解进程，冲击和平稳定秩序。日本右翼势力试探核武装，更是严重违背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应承担的国际义务。日本一旦突破核红线，将击穿全球和平底线，瓦解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全人类安全。

面对日本种种妄动，国际社会尤其是亚洲受害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采取坚决行动捍卫历史正义与国际秩序。首先，应坚决抵制日本历史修正主义，揭露日本篡改历史的真面目，捍卫东京审判定论，督促日本诚实面对侵略历史，切实履行对亚洲受害国的和平承诺。第二，严密监控日本“再军事化”进程，评估日本军力发展失控可能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强化对日多边监督约束。第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战后国际秩序，反对日本搞阵营对抗，抵制排他性军事“小圈子”，维护亚太地区的团结稳定。第四，支持日本国内和平力量，鼓励日本有识之士传播历史真相、守护和平宪法，阻遏右翼势力暴走失控。

历史早已证明，军国主义是一条绝路，日本右翼势力试图篡改历史、扩军备战的行径，最终必将自食恶果。日本唯有彻底摒弃错误史观，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坚持和平发展，才有可能真正卸下历史包袱，取信于亚洲邻国，融入地区和平发展大局。国际社会必须团结一心，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共同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成果与国际秩序。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