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之因,皆可在历史中找寻。
有部史书,毛泽东十六岁开始读,自此成为相伴一生的挚爱,无论多忙,身旁都有它的影子。这部书,便是中国历朝正史,乾隆钦定的“中国史学主干”,我国最详细、最权威的历史巨著——“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正史的总称。唐代以前,人们称《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为三史;唐代以范晔《后汉书》代替《东观汉记》称三史,并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称为十三史。宋代,益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称为十七史。明代再益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清乾隆时修成《明史》,增为二十二史,后又益以《旧唐书》《旧五代史》,统称“二十四史”,诏命刊刻行世,是为武英殿本。
上迄黄帝、止于明崇祯十七年,“二十四史”比较系统、完整地记录了明亡以前有文字可考的几千年历史。这部巨著编写过程长达一千九百多年,是从公元前二世纪(西汉武帝刘彻时代)开始,到清乾隆时代为止,陆续编写成书。它与后来的《清史稿》,被称为“国史”,以本纪、列传、表、志等形式,记载了中国各个朝代的历史概貌,构成了关于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最为重要的基本史料,使中国和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数千年连贯、完整历史记载的国家和民族。
明镜以照形 往古以知今
《史记》曰“明者远见于未萌”,《后汉书》云“智者弃短取长,以致其功”,《宋史》讲“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一桩桩历史典故与时势变革,让后人拓宽视野,打开格局,感悟背后的精神和智慧,获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读史学史用史,注重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为推进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总结镜鉴、提炼智慧。“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重视吸取历史经验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历史记述了前人的成功和失败,重视、研究、借鉴历史,了解历史上治乱兴衰规律,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启示。
千古烟波浩荡。以“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等为代表的史册,与中华数千年文明相依相伴,成为我们研究历史、了解历史、汲取智慧的重要载体。
盛世勤修典 翰墨映丹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开宗明义地指出:“盛世修文,我们这个时代,国家繁荣、社会平安稳定,有传承民族文化的意愿和能力,要把这件大事办好。”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修史立典、纂志编籍、纂谱拓片,历朝历代中国人自觉地把盛世修文和校刻正史作为夙愿,形成了文化传统。
武英殿本是民国以前最为通行的“二十四史”版本。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有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流行。20世纪50至70年代,在毛泽东、周恩来亲自部署和有关部门直接领导下,中华书局组织全国百余位文史专家,历时20年完成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这是新中国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古籍整理出版项目,成为海内外学术界最权威的通行版本。
自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通行至今,已有40余年时间。受当时社会、经济、学术等客观条件制约,加之整理过程时间跨度大,参与点校人员变动等因素影响,各史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憾。数十年来,我国各断代史和文献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了大幅推进,学术界也对原点校本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熟悉当年情况、能够为修订工作贡献力量的老专家日益减少,使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修订工作更为急迫。
为适应新时代学术发展和读者使用的需求,也为了抢救性地利用和发挥老专家的经验和智慧,培养古籍整理的学术梯队,并出于维护一个良好图书品牌的考虑,中华书局决定下大力气对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进行全面系统的修订。
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主任胡珂介绍,书局于2006年启动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修订工作,修订工程先后列入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并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
胡珂介绍,修订工程的目标,是在原点校本的基础上通过全面系统的复核、修订和整理,基本解决原点校本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同时吸收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形成一个体例规范、校勘全面、标点准确的全新升级本。
这是一项极具学术含量的工作,必须由专业水平高、责任意识强的学者来承担。“修订工程的各史主持人大都是各断代史或专书研究的权威学者,各承担单位也是学术底蕴深厚、学术力量相对集中的高校或科研机构。”胡珂说,“参加修订工作的同志,包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十余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近百人。”
据了解,中华书局依靠程序管理确保修订工程的整体质量。在修订环节,一是执行统一的必备工作流程,要求修订团队通过“规定动作”,保证修订的基本质量;二是坚持专家评审制度,聘请历史学、文献学等各领域专家,参与修订方案和修订样稿的评审,充分吸收专家意见,达成统一认识,落实在修订的具体工作中。
在编辑环节执行严格的工作制度。首先为修订工程的每一部史书都安排责任编辑,负责专人对接,同时由初审、二审、三审组成编辑组,协同工作。具体参与编辑审稿的工作人员,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有丰富的编辑实践经验,能从编辑的角度保证和提升修订项目质量。此外,每一部史书还会安排责任校对,负责包括底本校对、工作本校对等多个校次工作,保障编校质量。
《辽史》修订主持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刘浦江教授,通过组织读书班的方式,稳步而高效地完成了《辽史》修订本。2014年7月《辽史》修订提交全稿,而就在此前数月,教授被确诊为淋巴癌晚期。他在化疗间隙坚持工作,完成了修订统稿和前言撰写工作。2015年1月,教授因病辞世,最终《辽史》修订本由他的学生配合编辑部完成最后的编辑出版环节。点校本《辽史》修订本出版后,其学术水平和出版质量得到了普遍认可,2023年获得了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教授的学生也成长为辽金史研究和古籍整理的中坚力量。
“选择和认可这个职业,就专注于做事,有信心让自己做的书立得住、传下去。”胡珂给自己,更是给同事、同行们代言。
2011年起,部分修订组开始提交初稿,进入编辑审读阶段。2013年开始,修订工程的第一种——《史记》出版,此后每年陆续推出新的修订本。截至去年10月,共计出版修订本13种,71册。而一沓沓涵盖中华几千年的文化瑰宝背后,承载着老专家、青年学者和古籍编辑的满腔热血与理想追求。学术,是公器,也是学者生命的历程。入史学之门,从浩如烟海的遗留里钩沉索隐,广业甄微,在冷静严肃中,他们让经典得到更好传承,让文化遗产进一步发扬光大。
传史而增信 文脉固长城
坚定文化自信首先要对民族文化有更准确的理解、更高度的认同。“修订出版的意义就在于更好传承民族发展的文化基因,修订提升、强基固本,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胡珂说。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涵盖中华几千年的历史,胡珂说,“这是一件让中国人深感自豪的事情。‘二十四史’的存在本身就是我们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载体”。既承载感性的温情记忆,也寄托理性的思虑求索,著作中蕴含的文化精神源远流长、连续绵延、自强不息,像屹立在泰山之上的挺拔青松,有根、有脉、有追求,富有强盛的生命和活力,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突出标志。
“我们可以发现,中华民族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历史上很早就在共同地生活、交流,作为一个整体融合发展。”胡珂说,大量与民族史相关的记载,都在“二十四史”及《清史稿》范畴,“这部史书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记载”。“比如《辽史》《金史》,《宋史》中也有《西夏传》,历史中都会有各民族的传记,这是中国古代关于少数民族历史和民族关系史的重要记述。”著作中关于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的构建,重视全景式的历史叙述和民族关系史的记述,以及中国疆域的记载,揭示了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历史渊源奠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基,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修订团队工作的过程也是教学的环节,方式就是导师带着硕士生、博士生一起,在工作之中将学术上的判断,或文献上尺度的把握传达给学生。”胡珂介绍,“修订工作体现了新时代背景下历史学、文献学和古籍整理工作的最新水平,并为今后古籍整理出版树立了更高的标准。通过修订工作,一些硕士生、博士生也成长起来,成为独当一面的学者。生力军的不断产生,对整个古籍整理行业,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也是一种推进。”
胡珂表示,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背景下,我们要把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出版好、宣传好、发行好,这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的具体落实。我们要把这套修订本打造成具有标志意义的精品出版工程,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神交万古、力挽江河,华夏史典,光耀千秋。炎黄子孙自当力效先哲,传承文化经典,赓续精神血脉,固我华夏长城,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绚烂的光辉。(本刊记者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