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决定》为我国未来进一步深化改革、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更加清晰地认识改革发展的优势、潜力,本刊策划了“中国红利系列谈”专题,从2014年第1期起,陆续就改革发展中的红利邀请专家进行探讨、解读,敬请关注。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 摘登

  

  1.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2.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话题现场

专家论道

 
 主持人:《时事报告》主编 闵勤勤

  

如何评价人口红利的历史贡献

 

  主持人:人口红利对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作出了哪些贡献?

  顾宝昌:人生分为三段,第一段是少年,第二段是成年,第三段是老年。少年时候被扶养、老年被赡养,因此对社会做贡献基本上是在成年时期。假如在人口结构中,中间那段人口基数特别大,前后两端基数比较小,需要抚养、赡养的少,当然这样的人口结构就对发展有利了,所谓的人口红利讲的主要就是这个意思。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我们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且人口尚未开始老化,加上计划生育工作刚开展,新增人口数量也比较少,因此中间这部分就显得比较大,就形成了有利于改革开放的条件了。但也不能过分夸大人口的贡献,它带来的只是一种发展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假如说当时没有改革开放,大量廉价劳动力就会窝在农村,成为人口负担。

  张车伟:过去,经济发展研究并没有把人口纳入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中,只是近些年的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把人口因素放进去,但也都是作为背景因素。我国社会现在对人口红利有一些过度解读,好像说人口结构一变化,经济增长就要减缓,甚至经济社会的发展就会停滞。这是一种误读。人口的影响是有,但是它是一种长期的影响,而对短期经济活动并没有直接的影响。

  王钦池:讨论人口红利,可以用抚养比作为衡量指标。我们通过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让我国在这几十年都处于抚养比相对较低的时期;加上我们的劳动力比较丰富,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确实为国家经济发展创造了独特的优势,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这就是人口红利的贡献。但人口红利并不必然带来经济的增长。比如说,巴西和我们人口结构差不多,但是没跳过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就是有利的人口结构没能跟良好的制度载体这个根本性的有利条件结合起来发挥作用。<<详细

  

如何看待人口形势的现状和未来

 

  主持人:改革开放再出发,我们最根本的有利因素依然在不断强化,那目前和将来的人口形势又是如何呢?人口红利还在吗?

  张车伟:近几十年来,尽管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非常迅速,但目前仍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结构最好的时期。虽然我们15~59岁年龄段的人口从2011年起开始减少,但这一变化对于人口结构来讲并不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我们衡量人口结构是否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依然处于峰值。其实,从高点往下降并不是问题,不能误认为过了最高点人口红利就消失了。

  顾宝昌:人口结构变化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今天生的孩子少,6年以后的小学生就少,12年以后的中学生就少,18年以后考大学的就少,22年以后就业的就少。刚解放的时候,我们有40%以上的人口在15岁以下,到了20世纪80年代有30%左右的人口在15岁以下,90年代只有1/4,2000年的时候降到1/5,现在仅1/6人口在15岁以下。低龄人口群体不断减少的过程很清楚。一些声音认为,现在我们还有70%的人口在劳动,没什么可担忧的。但是,今天的劳动力多,就意味着将来的老年人多。在人生三段中,现在处在中间段的人过几年就要到前面那一段去了。我们国家未来面临的问题是中间这段的人越来越少——后面一段进入到中间段的人越来越少,中间段进入前面一段的人越来越多,中间段人口需要去养活的前面一段的人越来越多,负担越来越重。这个进程是必然趋势,反映到我们劳动力结构变化的趋势上就是:第一步,年轻劳动力越来越少。整个劳动力总量依然很大,但年轻劳动力比例在降低。第二步,劳动力整体平均年龄上升、老化。第三步,劳动力总量萎缩。这样的三步曲将在我们眼前一步一步呈现,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第一步,可以预见,不久就会看到第二步,甚至第三步。

  王钦池: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在人口转变过程当中,往往会经历从抚养比比较高到开始下降然后又上升的过程。发达国家的抚养比变化数据像是一个“U”形,底部比较漫长,大概有30年左右的时间。比如说,日本1960—1990年,抚养比维持在42%~50%;美国1980—2010年是49%~51%,变化非常小;法国1980—2010年是51%~54%。这样就为将来的人口老龄化到来创造了一个较长的准备期,有充足的时间去应对。但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20世纪60—70年代抚养比比较高,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抚养比快速下降,现在处于比较低的时期,再过几年又快速上升,呈现出快速下降、快速上升的走势,整个变化过程中间没有平稳的过渡期,是一个“V”形走势,而这个反转的节点就是2013年。如果仅从抚养比这个指标来说,2013年确实是一些学者所称的人口红利“拐点”。<<详细

  

如何理解《决定》中的“人口新政”

 

  主持人:《决定》在人口领域有非常重要的部署和安排,比如说“单独两孩”、逐步延迟退休、养老政策等。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些新政策?

  顾宝昌:“单独两孩”政策让严格控制生育的人口政策终于开了一个口子,但是未必会对人口形势构成多大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地农村,经过上级部门批准作为试点实行了“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共涉及人口达840万左右。我们在2005年调研时发现,这么多年来这些地区并没有出现人口暴增的情况,反而一直保持低增长的态势,生育率一直保持在2.0以下,而且独生子女比例不断上升。同时,全面放开两孩还带来了许多积极的后果,特别是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化,生育问题上的干群矛盾也得到缓解,推动了计生工作向提供优质健康服务的转变。就连全面放开两孩都没有对人口形势带来冲击,更何况“单独两孩”这样相对更稳妥的放开政策。

  张车伟:“单独两孩”政策是对社会民意的呼应,是最大的民生政策。目前判断,这个政策的实施还是比较稳妥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受益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但目前城市人口的生育意愿普遍不强,政策出台后能不能激发生育意愿,起到提高人口生育率的作用都需要等等看。如果一段时间后,生育率回升,这是一个好现象,但如果不能回升,那么问题就大了,我们需要担心人口向相反方向变化了。其实,计划生育并不意味着就是不让人生孩子。如果生育率过低,计划生育就应该是鼓励甚至奖励生育。就我国人口现状和变化趋势来说,如果继续坚持过去的政策,人口结构只会变得更加不合理,放开政策虽然不会影响到人口结构总体变化趋势,但确实会一定程度地缓解生育率持续降低的趋势。

  王钦池:“单独两孩”政策的出台,对于抚养比升高速度的延缓、增加劳动力的供给量会产生一定影响,但是影响很小。关键是我们要认识到政策与抚养比和老龄化这两个问题有关联。老龄化往往被认为是经济发展中的负面因素,当老龄人口多、抚养比上升的时候我们的人口红利就会下降。我们的抚养比上升,是由于当初少出生人口引起的,所以人口老龄化实际上还是人口规模问题。

  顾宝昌:除了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决定》还对调整退休政策作出了安排。从人口结构上看,推迟退休年龄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任何人的既得利益而改变,更跟养老金支付无关。近几年,虽然平均预期寿命在不断增长,但我们的退休年龄实际上却是提前了,不是推迟了。像“内退”“退居二线”之类的做法,实际上就是把退休年龄往前提了。“内退”以后,职工就不上班了;基层机关里50多岁的干部就“退居二线”,这些正当做事年纪的人非但不做事反倒照拿工资,由社会、企业养着,等于说提前进入人生三段的后一段了。另外,现在的年轻人上学时间普遍增加,参加工作的年龄增大,几个因素叠加把中间段进一步压缩了。

  张车伟:延迟退休的政策,并不是现在社会上讨论的那样,是因为养老金支付出现了问题。这个政策就是跟人口的基本形势变化相关,是着眼于人口不断老龄化、人口预期寿命不断提高的新形势。现在是劳动力最丰富的时期,养老金结余总量很大,远远没有到支付不了的地步。<<详细

  

如何盘活人口要素实现可持续发展

 

  主持人:有悲观的学者甚至说我们很快会进入人口负债期,可能会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如果这种说法是真实的,那么未来怎么样来盘活人口要素,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张车伟:前面说到过,我国的人口结构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并没有显现出非常明显的相关关系,是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发展的时期,正好碰上了有利的人口转变的时期,而不是有了好的人口结构经济才发展。人口因素中,真正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是人力资源,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健康体魄的高素质人口形成的人力资本才是长期发展动力。无论人口增长率是多少,劳动人口数量是多少、比例多高,只要我们的人力资本足够丰富,这样的人口结构就是适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因此我们要在教育、健康等领域下功夫,着重提高人口素质,增加人力资本积累。

  王钦池:抚养比的问题有两个概念,一是我们前面讲的抚养比,是名义抚养比,二是实际抚养比。我们通过一组数据可以理解实际抚养比这个概念。像美国1个劳动力的收入有能力供养4~5个老人,德国、英国、法国是6~7个,而我们1个劳动力只供养得起1个老年人。未来我们的目标不应该是用更多的劳动力去养活更多的老年人,而是要提高每个劳动力的抚养能力。这里面有两个因素特别重要:一是城镇化。总的来说,我们的剩余劳动力仍然大量存在。把农村人口市民化,从农村转移到城市里来,增加了他们的劳动收入,他们的抚养能力会得到提高。二是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目前我们的劳动生产率实在太低了,像在我国代工生产的苹果手机,美国苹果公司获得的收益是在我国的生产环节的60倍。由于我们处在低端的生产链条上,投入大量劳动力生产获得的回报很低,中国的人口成了外国的红利。未来我们一定要花大力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的效率,让劳动得到更多回报。

  顾宝昌:今后中国面临着4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一是生育率长期会很低。现在平均每个家庭、每个妇女生的孩子很少,绝大多数80后、90后将来也不愿意生两个以上的孩子。我们历史上有过人口低增长时期,生的很多死的也很多,但从没有经历过低生育率时期。二是人口老龄化。三是城镇化。乡土社会快速转变成城市社会的过程中,人口结构会产生新的变化。四是人口大规模流动。现在,人口流动越来越复杂,不仅规模增大,而且更多元化。这4个趋势都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没有经历过的人口状况,如果我们对这一趋势在未来可能引发的人口问题缺乏预见,就会引起失算。<<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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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一

 
 

单独两孩政策启动实施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12月28日落幕。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单独两孩政策依法启动实施。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作说明时表示,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后,今后一个时期,出生人口将适当增加,2015年总人口在13.8亿人以内,但不会超过13.9亿人的“十二五”规划控制目标,也不会突破国家人口发展远景规划目标。

    李斌强调说,我国粮食安全以及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规划,均是以2020年总人口14.3亿人、2033年前后总人口达到峰值15亿人左右作为基数制定的。因此,实施单独两孩政策,不会对我国粮食安全以及教育、卫生、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造成大的压力。

——新华网

 延迟退休要分步走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所谓“渐进式”,一是要提前若干年预告,让公众、特别是相关群体有必要的准备期。二是要分步走,比如先从退休年龄最低的群体开始,从人力资源替代弹性系数低的群体开始,逐步扩展到各类群体。三是要迈小步,比如每年只延迟几个月。四是要多措并举,调整产业结构、开发更多适合中老年人又不与青年人争夺工作机会的岗位,以最大限度降低对相关群体的不利影响。

——人民网

链接二

 
                           人口红利
 
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简言之,人口红利就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即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在此阶段,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储蓄和投资不断增长,社会负担相对较轻,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

 

人口红利判断标准

  判断一国是否拥有人口红利,要看两个指标,一是劳动年龄人口,一是将劳动年龄人口作为分母、其他年龄组如年幼、年老者作为分子得到的人口抚养比。

 责任编辑:孙爽   内容编辑:王志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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