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着石头过河

    主要是三个原因：首先，从该试验区的发展模式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与国际传统意义的“自由贸易区”有根本的区别，因为几乎在全球各国及地区，哪怕是最先进的美国，自由贸易区的模式也几乎全是“制造加工+转口贸易”，然而对于上海，服务业和金融业是整个自由贸易区的核心发展内容之一，而不仅仅是作为“制造加工+转口贸易”的基础和补充。

　　其次，从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资本账户开放等金融改革的角度来看，上海是全球第一个以“自由贸易试验区”来倒逼国家金融改革的试验。可能在任何一个国家及地区都从未出现过利用一个自由贸易区来推动本国及地区金融体制改革的先例。

　　更重要的是，从经济体制和制度改革的角度来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新起点、新标志，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真正意义，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特区，以后中国将相继出现更多类似的试验园区，而上海的先试先行将扮演领头军的角色。

　　中国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定位是综合经济特区，就像当年的深圳一样，中国将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后进一步推进改革的试验区，先试先行，应该会远远超越‘贸易’范畴，会更多地关注‘投资’。

　　传统意义上，世界上管理机构权威性最强的四个主要的自由贸易区是：阿联酋迪拜港自由港区、德国汉堡港自由贸易区、美国纽约港自由贸易区、荷兰阿姆斯特丹港自由贸易区。四国对自由贸易区管理机构授权上大体相近，都是港区合一，特别是着眼于自由贸易区与城市功能的相互促进。

　　它们仍局限于“区内加工+转口贸易”的模式，在相关产业带动，特别是服务业、金融业的突破并不显著，而大部分内容着重于货物贸易。

　　作为欧洲典型的经济自由区的德国汉堡港、荷兰阿姆斯特丹港，定位也在转口贸易或加工，而这样的定位需要大量的土地面积作支撑，而它们的面积限制导致其难以对国家或地区经济凸显重大推动力。上海自贸区的面积也只有28.78平方公里。

　　尽管德国汉堡港自由港区是世界上最早的自由港，是整个欧洲大陆最主要的自贸区之一，同第三国地位，但面积不大，只有15平方公里，主要功能局限在货物中转、仓储、流通、加工和船舶建造。

　　更该引起上海警惕的是，近年来，德国汉堡港自由港区内的加工功能已经趋于萎缩，实际上现在已经无实质性业务。125年历史的汉堡港自由贸易区于今年关闭。同时，现代高科技的运输方式已经使货物在港时间大大缩短，对保税的需求也日渐减少。目前，欧盟各国正对自由港政策的走势进行评估，以决定是否继续坚持传统的自由港政策。也许这还对处于规划期的上海，如何进行长远规划，避免重复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尽管作为欧洲大陆几百年的“老店”，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港是大型商户对欧、亚、非洲各国出口的分销中心，但它的保税仓库面积很小，只有0.65平方公里，它在港口内设有自由贸易区。

　　迪拜港区的功能同样也局限在港口装卸、仓储物流、贸易及加工制造，服务业带动效果不明显。从它的行业分布可大体看出，港区企业中，贸易物流业占74%，加工制造业占22%，而相关服务业比重非常低，只占4%。

　　不仅服务业企业数量少、比重低，服务业的开放度也值得注意。外资企业不得进入服务业，迪拜港自由港区内的企业都必须为阿联酋本国所有，而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此类企业却可以完全放开，许多服务行业可以由纯外资企业运作。

　　“科技+金融”是核心

　　中国一定要抓住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核心部分——金融，而日本全球的结算又都用美元和欧元结算，这就导致日本在价值链的金融核心利益都被美国拿走了。

　　除了美国、欧洲、中东自由贸易区基本局限于“制造加工+转口贸易”，亚洲自由贸易区更鲜明地给中国指出了自贸区的核心——“科技+金融”，而非加工或贸易。亚洲一些国家面临巨大的尴尬，甚至成为中国的反面教材。

　　最失败的案例就是日本，尽管当时日本对自贸区的热情丝毫不低于今日的中国，而且定位也突破了加工和贸易，涉及了投资领域的内容。在日本工作十几年的袁堂军分析，“日本冲绳岛发展了很多年，却始终没有什么大起色，日本本想利用冲绳岛大力发展离岸贸易、吸引外资，但各方面条件都未成熟，导致最后不了了之，现在又要掉过头发展东京经济特区。”

　　日本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未能提前深入、系统分析，而且在全球分工中失去了“金融”这一核心环节。“日本并未将自己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定位做好基础分析，例如，日本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中心其实是在亚洲，但日本的企业又纷纷去欧洲。”袁堂军提醒，中国一定要抓住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核心部分——金融，而日本全球的结算又都用美元和欧元结算，这就导致日本在价值链的金融核心利益都被美国拿走了。

　　除了金融，科技同样是自贸区规模效应的核心要义，反面案例是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尽管表面上看，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全球最著名的FTZ(自由贸易园区)，但它们却并未利用开放提升本国(地区)制造业的水平，因为它们失去了‘科技’这一核心。”袁堂军表示。

　　对中国最有借鉴意义的，可能不是那些名气最大的FTZ，反而是小而精的韩国。“韩国利用FTZ在全球价值链，特别是贸易金融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袁堂军分析，“韩国把‘科技+金融’都牢牢把握。”

　　韩国使三个自由贸易区各有侧重，但同时突出教育、科研的重要地位。例如，仁川国际空港，韩国政府将其主要功能设计为知识密集型的研发基地，而釜山海港的五个功能中，教育、科技占了两项：教育研发基地、知识密集型工业基地、商务和居住区、海事处理中心和港口配送中心。即使对于侧重于传统工业的光阳海港区，“教育”同样被列为核心功能定位之一。

　　传统“区内加工+转口贸易”模式不能满足中国需要，那么中国应该按照什么规格来规划和发展自由贸易区?袁堂军表示，“中国在FTZ的普通服务业、金融业与制造业和贸易相结合的模式上，可能都将是全球首次探索。随着改革的深入，如果能够直接按照高规格、高标准——如TPP(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协定)等来定位和发展，中国将建设出全球领先的综合自由贸易区，而如果按照世界传统FTZ的模式发展，中国可能不见得有大空间。”

　　——国际金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