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复龄

　　现代金融，无信不立。然而，国家与机构的信用高低，却是由美国的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三大评级机构说了算。三大评级机构在评级行业可谓一言九鼎，它们的只言片语可以立即引发国际金融市场潮起潮落。

　　那么，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的“霸权”地位是如何形成的呢？

　　从免费服务到旱涝保收 1900年，当约翰·穆迪以自己的姓氏创建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时，他只是想通过对铁路证券提供评级服务，在华尔街混口饭吃。和其他评级机构一样，穆迪在发展初期实行免费评级，不过穆迪的工作确实做得很出色，特别是在1929年市场崩溃时，穆迪公司所给予高评级的股票没有一支出现价格大幅下滑，在投资市场赚足了眼球。投资者们相信穆迪公司的分析和评级是客观而有水准的，穆迪也逐渐开始向投资者收费。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穆迪和它的竞争者们，包括标准普尔（1941年，由HenryVarnum Poor创立于1860年的普尔出版公司与标准统计公司合并而成）以及由约翰·惠誉创办于1913年的惠誉国际，开始调整经营方式。它们不仅向投资者收费，还伸手向被评级的公司要钱，道德隐患就此埋下。1975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认可这三家评级公司为首批全国认证评级组织（NRSRO），它们从此被贴上了半官方的标签，更厉害的是，NRSRO随后发展成了一个垄断组织，再也没有其他评级公司能够真正打进这个组织。

　　依托美国政府成就霸业 经过百年的积累，三大机构在市场上树立起了一定的公信力，但其主要权力还是来自美国政府：美国政府将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言论自由”的公民权授予三大机构，使之能够逃避因不公正、不合理、不科学评级而招致的法律责任；美国政府授予它们垄断经营权，并在实际操作中给予了极力庇护。三大评级机构利用“金融专业”话语权，可以轻易玩弄全球经济于股掌之间。

　　但它们的资信并非绝对可靠，在多次重大危机中，它们都曾失信于天下。东南亚金融危机、安然事件前，它们都没有预警；次贷危机中它们作为合谋者的地位使其颜面扫地；而此次主权债务危机它们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通过下调别国的信用评级就能轻易让一国破产，“不战而屈人之兵”。由于有美国政府这样的后台支撑，尽管屡屡扮演不光彩的角色，但它们依然“风雨不动安如山”。

　　三大寡头本身代表官方，它们以专业中介机构的外表行使官方的职能，但却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三大评级机构收取巨额评估费，拿人钱财自然要替人消灾。次贷危机中，美国金融行业的各种“有毒资产”就是它们给贴上“合格”标签的。自身都无信用的机构居然给人家搞信用评级，这只有在美元霸权历史背景下才会产生。

　　“我们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 当一个“＋”或“－”的调整都能一石激起千层浪，使这三大评级机构被推上神坛，华尔街贪婪的传统也入侵了这一领域。曾几何时，被视为安全投资黄金标签的“AAA”级评级，变成了评级公司手中的盈利工具。“我们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来换取金钱”，在2008年美国国会调查“金融海啸”举行的听证会上，穆迪的一位经理级人士这样说道。

　　三大机构一向喜好配合美国政府用降低或威胁降级来惩罚那些“不听话”的公司或国家。在业内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案例：德国再保险业巨头汉诺威原先不是穆迪的客户。穆迪曾致电函告汉诺威称愿意为其初期提供免费的评级服务，并在未来建立收费服务关系。汉诺威拒绝了穆迪的请求。为了报复，穆迪把汉诺威的债券级别评为垃圾级，结果引发了抛售，给汉诺威造成了巨额的损失。汉诺威最终不得不向穆迪投降。美国执意发动伊拉克战争，德国一直加以反对，两国的裂痕加深。2003年3月，德国企业接二连三地被标普降低评级，由此导致包括德国最大的钢铁制造商蒂森·克虏伯在内的相关企业股价跌至历史最低。德国政商界普遍认为，这是德国向美国说“不”而招致的报复。十分“巧合”的是，由于澳大利亚全力支持美对伊战争，标普便将澳外汇债务评级升至“AAA”。

　　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们对三大评级机构奉若神明，市场上没有经过它们认证的债券几乎无人问津。无数融资公司向它们挥舞手中的美元，希望为自己的债券获得一张“AAA”级标签。在这种背景下，评级机构的收入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向融资企业收取评级费成为主要利润来源，并且偶然的误判也没关系，没有企业敢向它们索赔。

　　作为评级寡头，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威力甚至被认为超过了美国政府。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评级机构的破坏力：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

　　主权评级只手遮天 在美国国家机器的护航下，三大评级机构不仅对普通的公司，甚至对主权国家的信用都能产生杀伤力。虽说它们的确会考虑到GDP增长趋势、外汇储备等客观因素，但事实上，三大评级机构担任着美国金融资本对外扩张的幕后推手。例如，穆迪和标普直到2003年依然只给中国的主权信用打出很低的“BBB”级别。

　　2009年12月8日，惠誉率先将债台高筑的希腊主权信用评级由Ａ－降为BBB＋，同时将希腊公共财政状况前景展望确定为“负面”。标普和穆迪也相继调低了希腊的主权信用评级。希腊债务危机就此爆发。

　　此后，三大评级机构对于希腊以及其他欧元区国家财政状况的每一次表态都牵动着市场敏感的神经。今年４月，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接连遭到信用评级降级，希腊的主权信用评级甚至被标普定为垃圾级，希腊债务危机由此上升为欧洲债务危机。

　　三大评级机构的做法引起了广泛的质疑和指责。有欧洲专家指出，“当希腊与欧盟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谈判取得进展的时候，我看不出为何迫切宣布对上述国家降级”。他认为评级机构代表美国国家利益制衡欧元的用心昭然若揭。

　　走下神坛 欧洲债务危机迫使欧洲各国领导人提出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管。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萨科齐发表联名信，建议欧盟重新审查评级机构的评级方法、公布评级结果的方式，以及它们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并建议成立欧洲自主的信用评级机构，以免受制于美国的三大评级机构。不仅是欧洲，因为三大评级机构对于金融危机的产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向充当保护伞角色的美国政府也开始决心要对它们实行限制和监管。

　　在金融交易日益复杂的今天，评级机构掌握着极大的金融话语权，如何规范和监管评级机构的行为，如何重新构建一个透明高效的评级行业，值得各国深思。我国也应该借鉴国际上的改革经验，加快现有信用评级机构的质量提升和整合重组，建立政府管理和行业自律管理相结合的监管体系，在金融深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最大限度地争取国际金融话语权。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