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习近平外交理念四观

　　战略理念

　　我们主张，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要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了，世界才能更好发展。那种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损人利己的做法既不道德，也难以持久。

　　一个强劲增长的世界经济来源于各国共同增长。各国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真正认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兼顾别国发展。相互帮助不同国家解决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让每个国家发展都能同其他国家增长形成联动效应，相互带来正面而非负面的外溢效应。

　　独立自主的道路观

　　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和平发展的世界观

　　世界大义，顺之者前进，逆之者后退。时代不同，世界大义也有变化。当今世界的大义就是和平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正因为抓住并顺应了和平发展这一世界大义，从而在内政外交发展上迈上了一个大台阶。

　　习近平关于和平发展外交战略的论述，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更加重视和平发展成果能够公平地为各国人民所分享，各国人民要从和平发展中得到实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在各国老百姓中扩大和平发展的社会民意基础。第二，划定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底线。第三，在两岸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问题上，突出了和平发展与国家统一的手段和目标的关系。第四，提倡各国都应该顺从和平发展这一世界大义，走和平发展道路。

　　义利合一的价值观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以正确的义利观作为中国构建与周边国家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和新兴国家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的指针。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惟利是图、斤斤计较。

　　和谐共生的秩序观

　　中国愿同其他国家一起走和谐共生的发展道路。不走对抗的绝路，不走冲突的老路，要走和谐共生的新路，建设一个包容有序的和谐共生世界，是中国对国际秩序的追求。

　　——摘自《人民论坛·习近平外交理念“四观”》

　　2.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

　　亲是指要巩固地缘相近、人缘相亲的友好情谊。中国与东亚国家同受儒家思想的深厚熏陶，与南亚国家共享佛教文化的宝贵遗产，与中亚国家拥有丝绸之路的历史纽带。可以说，在数千年漫长的岁月中，中华民族与周边各民族人民在人文方面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天然的亲近感。文化上如此，政治上亦然。多年来，我们与周边国家一直保持着密切交往，像“走亲戚”一样常来常往。2013年3月新一届政府成立到现在，不到一年时间，习主席和李总理先后访问了俄罗斯以及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邻国，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和文莱五个东盟国家，以及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邻国，接待了数十位来自周边国家的领导人访华。这么频繁的见面走动本身就说明了我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特殊亲近关系。

　　诚是指坚持以诚待人、以信取人的相处之道。中华民族向来讲情重义，诚信待人。我们与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的深厚情谊就是一个范例。中国长期给予他的热诚帮助，使双方成为心心相印的好朋友，也深受柬埔寨各界好评。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类似的感人事例和动人佳话还有很多。对与周边国家存在的一些争端，我们在坚持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前提下，愿意本着诚心诚意的态度，与有关当事国平等对话、友好协商，争取妥善处理分歧。

　　惠是指履行惠及周边、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10多年前，中国作为域外大国，率先与东盟启动双边自贸区商谈，并于2010年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贸区，在不少条款上照顾了东盟国家的关切。如今东盟已经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第一大目的地、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以及中国公民主要旅游目的地。2013年，我国领导人又提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理念和“2+7合作框架”，包括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再次向东盟国家展示了合作共赢的诚意。

　　容是指展示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大国胸怀。作为东亚大国，中国一向支持东盟在地区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欢迎域外国家参与到东亚地区的合作机制中来并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10+1、10+3、东亚峰会等各机制相互补充和促进。我们积极回应各国对亚太地区安全问题的关切，推进地区防务安全领域的交流，充分体现了容人之气度、存异之雅量。

　　——摘自《时事报告党委中心组学习·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3.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促进和平。中国在处理同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的关系中，一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许多国家建立和发展了友好合作关系。

　　4.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自提出后半个世纪以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而且也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

　　5.构建和谐世界

　　2005年4月，胡锦涛主席参加雅加达亚非峰会，在讲话中提出，亚非国家应“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

　　6.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价值观包含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

　　国际权力观。不同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为争夺国际权力发生了数不清的战争与冲突。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资本、技术、信息、人员跨国流动，国家之间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的状态，一国经济目标能否实现与别国的经济波动有重大关联。各国在相互依存中形成了一种利益纽带，要实现自身利益就必须维护这种纽带，即现存的国际秩序。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未必要像过去那样通过战争等极端手段来实现，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有助于国际形势的缓和，各国可以通过国际体系和机制来维持、规范相互依存的关系，从而维护共同利益。

　　人类社会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已经成为共识。国际社会发生的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事件，使相互依存现象具有了更加深刻的内涵。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发生的危机通过全球化机制的传导，可以迅速波及全球，危及国际社会整体。面对这些危机，国际社会只能“同舟共济”、“共克时艰”。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把握其宏观经济政策以帮助东盟国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二十国集团机制的出现，都是国家之间在相互依存中通过国际机制建设应对国际危机的例证。可以设想，如果国家之间互不合作、以邻为壑、危机外嫁，这些危机完全可能像20世纪20至30年代的危机一样，引发冲突甚至战争，给人类社会带来严重灾难。

　　共同利益观——经济全球化促使人们对传统的国家利益观进行反思。瞬间万里、天涯咫尺的全球化传导机制把人类居住的星球变成了地球村，各国利益的高度交融使不同国家成为一个共同利益链条上的一环。任何一环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全球利益链中断。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出现问题，则饥民将大规模涌向别国，交通工具的进步为难民潮的流动提供了可能，而人道理念的进步又使拒难民于国门之外面临很大道义压力。互联网把各国空前紧密地连在一起，在世界任何一点发动网络攻击，看似无声无息，但给对象国经济社会带来的损失却有可能不亚于一场战争。气候变化带来的冰川融化、降水失调、海平面上升等问题，不仅给小岛国将带来灭顶之灾，也将给世界数十个沿海发达城市造成极大危害。资源能源短缺涉及到人类文明能否延续，环境污染导致怪病多发并跨境流行。面对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任何国家要想自己发展，必须让别人发展;要想自己安全，必须让别人安全;要想自己活得好，必须让别人活得好。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对共同利益也有了新的认识。既然人类已经处在“地球村”中，那么各国公民同时也就是地球公民，全球的利益同时也就是自己的利益，一个国家采取有利于全球利益的举措，也就同时服务了自身利益。

　　中国政府自改革开放以来调整了自己与国际体系的关系，越来越重视人类的共同利益，使自己成为国际社会的“利益攸关者”。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强调的那样，中国将坚持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可持续发展观——1972年，以研究环境和发展问题著称的“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报告，提出“若世界按照现在的人口和经济增长以及资源消耗、环境污染趋势继续发展下去，那么我们这个星球迟早将达到极限进而崩溃”，引起国际社会极大争论。同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研讨会，会上首次有人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83年，联合国成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进行专题研究。该委员会1987年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正式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此后，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等文件，被称为《地球宪章》。2002年，联合国又在南非召开“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通过了《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2012年，各国首脑再次聚会里约热内卢，出席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峰会，重申各国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探讨在此方面的成就与不足，发表了《我们憧憬的未来》成果文件。

　　中国从斯德哥尔摩会议开始就参加了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历次重要国际会议，在可持续发展理念形成、制度建设、发展援助等方面都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1994年中国发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1996年，可持续发展被正式确定为国家的基本发展战略之一。

　　全球治理观——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支持成立了由28位国际知名人士组成的全球治理委员会，该委员会于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发表《我们天涯成比邻》报告，其对全球治理概念的定义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

　　全球治理理论的核心观点是，由于全球化导致国际行为主体多元化，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成为一个由政府、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共同参与和互动的过程，这一过程的重要途径是强化国际规范和国际机制，以形成一个具有机制约束力和道德规范力的、能够解决全球问题的“全球机制”。

　　——摘自百度百科

　　7.新亚洲安全观

　　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亚洲相互协作和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的主旨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亚洲安全观。

　　在经济领域，中国反对欧美主导下的不平等、不公平的经济秩序，推动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甚至更广区域的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目标，构建一个平等、互利、共赢的新的经济秩序。

　　在政治领域，中国一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军事同盟，希望以上海合作组织为模板，在“公开、开放、透明、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任何其他国家和组织”等原则的基础上，创立一种新型的“军事政治合作”形式。

　　在军事领域，中国反对不对等、不公平的军事规则，坚持对等、公平的基本原则。

　　在安全领域，中国反对建立在霸权、强权和军事威胁基础上的旧有安全观，提倡“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新安全观。希望由亚洲国家“主导解决亚洲的事务”。

　　新的亚洲安全观摒弃了霸权、强权和武力威胁等元素，提倡以共同安全为前提，综合安全为方向，合作安全为手段，可持续安全为关键的内在推动力的追求平等、正义和公平的新型安全观。

　　——摘自外交部网站、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