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再认识 链接资料

　　链接一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 摘登

　　1.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2.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链接二 政策解读

　　1.单独两孩政策启动实施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12月28日落幕。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单独两孩政策依法启动实施。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作说明时表示，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后，今后一个时期，出生人口将适当增加，2015年总人口在13.8亿人以内，但不会超过13.9亿人的“十二五”规划控制目标，也不会突破国家人口发展远景规划目标。

　　李斌强调说，我国粮食安全以及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规划，均是以2020年总人口14.3亿人、2033年前后总人口达到峰值15亿人左右作为基数制定的。因此，实施单独两孩政策，不会对我国粮食安全以及教育、卫生、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造成大的压力。

　　——新华网

　　2. 延迟退休要分步走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所谓“渐进式”，一是要提前若干年预告，让公众、特别是相关群体有必要的准备期。二是要分步走，比如先从退休年龄最低的群体开始，从人力资源替代弹性系数低的群体开始，逐步扩展到各类群体。三是要迈小步，比如每年只延迟几个月。四是要多措并举，调整产业结构、开发更多适合中老年人又不与青年人争夺工作机会的岗位，以最大限度降低对相关群体的不利影响。

　　——人民网

　　链接三 名词解释

　　1.人口红利 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简言之，人口红利就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即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在此阶段，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储蓄和投资不断增长，社会负担相对较轻，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

　　人口红利判断标准

　　判断一国是否拥有人口红利，要看两个指标，一是劳动年龄人口，一是将劳动年龄人口作为分母、其他年龄组如年幼、年老者作为分子得到的人口抚养比。

　　人口红利的计算方法

　　通过计算有效生产者与有效消费者人数，然后把这两类人数的比例作为抚养比。把经济变化的指标——人均产出增长率——分解为两个部分，即有效生产者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与抚养比的增长率。这两个组成部分中，第一个是劳动生产率，第二个是人口因素。在假设有效生产者人均产出增长率不变的条件下，抚养比增长率的变化便可直接等同于其对人均产出增长率的贡献，也即人口红利。

　　实际上，人口变化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不仅包括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还包括扩大积蓄以及人力资本投入与回报上升。人口在40岁—60岁年龄段积蓄的可能性最大，更多的储蓄意味着更多的资本。每个劳动者资本占有量提高，可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期望寿命的延长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观念，造成了更多技术发明使用的机会，提高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

　　由此可见，人口红利的计算需综合考虑就业、收入及对经济增长的其他变量的影响，而不是像有些人误解的只依靠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

　　人口红利拐点目前没有明确的科学定义。一般理解意义上，可以认为人口红利拐点指一个社会人口结构中，劳动人口增长率低于非劳动人口(特别是退休劳动人口)增长率的时候。

　　有利因素

　　1.高劳动参与率

　　高劳动力比重意味着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参与率高。

　　2.高储蓄率

　　适龄劳动力比重大，同时也意味着人口赡养率低或劳动力人均负担率低，即每个劳动者需要赡养的老人和孩子数量较少。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这是实现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高储蓄率的一个重要条件。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而储蓄是资本积累或投资的重要来源。

　　3.较高的劳动力配置效率

　　配置效率是相对于技术效率而言的。技术效率是指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提高，而配置效率是指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现存资源的重新配置带来的效率。

　　不利因素

　　1.短期影响因素

　　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制约着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分布看，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2.长期影响因素

　　从长期看，一国的“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人口红利”期只是一国人口变迁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人口的老龄化和青壮年劳动力供给速度的持续下降，将经由劳动力要素供给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储蓄和资本积累两方面，中国经济所享有的“人口红利”的黄金时代正在渐行渐远。

　　2.抚养比 又称抚养系数是指在人口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

　　现实经济中，人口可大体分为未成年人口、劳动力人口、老龄人口三类。抚养比就是指非劳动力人口数与劳动力人口数量之间的比率，它度量了劳动力人均负担的赡养费劳动力人口的数量。即：

　　总抚养比(即赡养率)=(老龄人口+未成年人口)/劳动力人口= 老龄人口抚养比+未成年人口抚养比

　　抚养比越大，表明劳动力人均承担的抚养人数就越多，即意味着劳动力的抚养负担就越严重。人口老龄化的结果将直接导致老龄人口抚养比的不断提高，因此老龄人口抚养比是老龄化社会中关注的重点。

　　3.刘易斯拐点 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

　　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模式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将一直持续到把沉积在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干净，直至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时为止。(这时到来的即为刘易斯第二拐点，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二元经济完全消解。)

　　简而言之，在“刘易斯拐点”之前，是人求工作，不涨工资也会有源源不绝的劳动力;在“刘易斯拐点”之后，是工作求人，不涨工资就找不到合适的员工。

　　3.生育率 是指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妇女或育龄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或生育子女的数量。总出生数与相应人口中育龄妇女人数之间的比例。亦称育龄妇女生育率。一般生育率指每1000育龄妇女的全年活产婴儿数。

　　4.年龄中位数 又称中位年龄。反映了人口年龄的分布状况和集中趋势。是将全体人口按年龄大小排列，位于中点的那个人的年龄。年龄中位数指将全体人口按年龄大小的自然顺序排列时居于中间位置的人的年龄数值。

　　计算公式

　　年龄中位数可按各年龄组的人数计算，其公式为

　　年龄中位数=中位数组的年龄下限值 + {[(人口总数)/2-中位数组之前各组人数累计] ÷中位数组的人口数}×组距

　　年龄中位数也可按各年龄组人数的比重计算，公式为

　　年龄中位数=中位数组的年龄下限值 +[(0.5-中位数组之前各组人口比重累计) ÷中位数所在组的人口比重]×组距

　　5.出生性别比 某一时期内出生男婴与女婴的数量之比的反映。其数值为每100名女婴对应的男婴数，即：出生性别比=男婴出生数/同期女婴出生数×100。

　　国家人口计生委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每出生100个女孩，就会同时出生118个男孩。

　　6.出生率和死亡率 出生率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一定地区的出生人数与同期内平均人数(或期中人数)之比，用千分率表示。

　　出生率=年出生人数/年平均人数*1000‰

　　死亡率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一定地区的死亡人数与同期内平均人数(或期中人数)之比，用千分率表示。

　　死亡率=年死亡人数/年平均人数*1000‰

　　7.人口结构，又称人口构成，是指将人口以不同的标准划分而得到的一种结果。其反映一定地区、一定时点人口总体内部各种不同质的规定性的数量比例关系，主要有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构成这些标准的因素主要包括年龄、性别、人种、民族、宗教、教育程度、职业、收入、家庭人数等。

　　人口结构各因素中，年龄和性别是最基本最核心最重要的因素，人口结构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

　　以年龄划分人口的时候，大致上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模型。

　　第一种是成长型。即出生率大大超过死亡率，人口中的青少年比例非常大。这种类型的的社会人口将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快速地增加，因而根本就不用担心劳动力的问题。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包括非洲大部分国家，印度，东南亚国家，南美洲国家都是这种类型。

　　第二种是稳固型，即人口的出生率与死亡大抵相当。青壮年占社会人口的中等偏上。这种类型的社会中人口的数量会保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状态中，不会出现较大幅度地增加或减少。

　　第三种是衰老型，即人口的出生率略低于或等于死亡率，老年人在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大，并且会越来越大。这种类型的社会人口趋于老化和减少。 世界上主要的发达国家除美国外都逐渐向老龄化的社会发展，生活和医疗水平的提高，加上人口出生率的减少，导致老龄化的国家缺乏足够的劳动力，这已经引起了非常大的社会问题。诸如养老保险，老年人的医疗，社会负担的加重等等。

　　链接四 观点

　　1.“人口红利”不意味着经济必然增长，但经济增长一旦步入快车道，则“人口红利”势必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助推剂。

　　——中国青年报

　　2.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新人口红利、新资源红利和新改革红利正在替代旧的红利。新的人口红利正在产生，中国正在从技工时代转向高级技工时代。同时，科学技术方面的投资也在产生新的资源红利，相对于旧资源红利而言，新的资源红利主要在于对科学技术的利用，如海水淡化增加了资源，治理沙化增加的土地，振兴草场业增进土地资源的利用等;而新的改革会给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北京日报

　　3.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判断一国是否拥有人口红利，要看两个指标，一是劳动年龄人口，一是将劳动年龄人口作为分母、其他年龄组如年幼、年老者作为分子得到的人口抚养比。如果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人口抚养比下降，就会带来人口红利，反之就没有人口红利。

　　——上海证券报

　　4.南开大学人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其规律，生孩子是一个周期，并不像中国缺少粮食就可以从国外进口一样，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并不是通过国际劳工就能解决的。

　　——南方网

　　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中国“人口红利”的一个最重要结果就是高储蓄率、低利率与高投资率，然而随着"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的转变，中国低利率的格局必将逐步发生改变，融资成本会整体上升。资金配置于基础设施、制造业和房地产的效率已经不可避免地有所降低。

　　——光明日报

　　6.复旦大学教授、人口学者王丰：在2000年以前，有效生产者的数量年增长率大大高于消费者的增速。这两个速度之差，就是人口红利，就是说你可以把人均生活水平提高，分解成人口的因素和劳动生产率的因素。

　　根据我们的研究，在2000年之前，这两个差距是很大的。2013年，两个增长率的水平相同。从2013年之后，有效消费者的增速会快于有效生产者的增速。这意味着，从2013年以后，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了，不再存在了。

　　——第一财经日报

　　7.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社会蓝皮书：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我国迎来了人口转型的拐点，人口红利将进入逐渐收缩时期。未来若干年里，劳动力人口将在波动中趋于下降，出现负增长趋势，人口老龄化开始加速，今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亿人。同时，随着老年人口总量的上升，生活不能自理的“失能老人”数量也迅速攀升。现在“失能老人”的总数已经超过3700万人，估计到2015年将接近4000万人。

　　——北京日报

　　8.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中国的人口特征是“未富先老”，“先老”意味着人口结构发生变化，老龄化开始了，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下降了，意味着我们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开始丧失，“未富”意味着我们的技术还没有走在世界的先进行列，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也没有比较优势，老的比较优势开始丧失，新的比较优势迟迟不能获得，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

　　——南方日报

　　9.人口学者易富贤：有人说劳动力短缺将会促使中国产业升级，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这种看法并不正确。其实产业升级减少的只是对第二产业的劳动力需求。而中国目前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劳动力的28%，与发达国家基本一致。第二产业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如果过度降低，也意味着国力的下降。中国需要的不是降低第二产业的比例(只是需要优化结构)，而是增加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第三产业对人口素质的要求更高，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大(发达国家70%的劳动力从事第三产业)。中国农村劳动力仍然“过剩”，还占总劳动力的38%。但过剩的是中老年劳动力(由于年轻劳动力的不足，使得老年劳动力比例显得过大)，他们既不能补充第二产业，又不能补充第三产业。

　　——新华论坛

　　链接五 数字

　　1.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4亿人，其中0~14岁少年儿童人口2.22亿，占16.6%，15~59岁年龄人口为9.4亿，占总人口比重70.14%，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增至1.78亿，人口老龄化水平达到13.26%。

　　数据显示，0~14岁人口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同时，60岁及以上人口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

　　人口老龄化进程是伴随着少年儿童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减少而实现的。1953年，中国老年人口为0.45亿人，只是0~14岁少年儿童人口的1/5;至2010年，老年人口数量增加到1.78亿人，相当于少年儿童人口的4/5。

　　——国家统计局

　　2.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2011年减少345万人。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已在2012年出现，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导致未来中国经济要过一个“减速关”。

　　——国家统计局

　　3.人类发展指数是测量一个国家在人类发展的三个基本方面的平均成就：(1)出生时的预期寿命;(2)成人识字率;(3)人均GDP。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8~1，则是高人类发展水平;指数在0.5~0.79之间是中等人类发展水平;低于0.5则是低人类发展水平。

　　——百度百科

　　4.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2010年11月4日发表的《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的数据显示，2010年发展指数排名前10位的国家分别是：挪威、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爱尔兰、列支敦士登、荷兰、加拿大、瑞典和德国。其中最高的挪威人类发展综合指数为0.938。中国的人类发展综合指数为0.663，位列中等发展行列，这一数值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0.624。

　　——《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

　　5.根据“20—30岁”、“30—40岁”、“40岁及以上”的年龄段区分，受访者生育两孩意愿分别为47.76%、51.95%、52.23%。在愿意生两孩的受访者中，选择“出台政策马上就生”的在三个年龄段分别占18.63%、59.74%、75.95%。

　　调查显示，在符合“单独两孩”条件者中，愿意生第二孩的超过一半，达50.73%。其中，50.41%的人表示新政一实施就生，49.59%的人表示过几年再生。此外，不愿生两孩的占1/3，为33.46%，表示“看看再说”的占15.81%。

　　不愿意生两孩的原因中，“经济成本太高”是主要因素，占56.16%。此外，“太累太辛苦”占16.64%，“工作太忙没时间”占9.01%，生一个就够了、独身主义及其他分别占不到10%。

　　“愿意生两孩的原因中，‘给孩子找个伴’和‘防止意外’占比近2/3。说明独生子女的成长生态、健康人格、精神情感等人文需要越来越受到国人的重视。”

　　——人民日报

　　6.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18110，其中“城市”为0.88210，“镇”为1.15340，“乡村”为1.43755。

　　全国总和生育率倒数前五名分别是北京0.70670、上海0.73665、辽宁0.74090、黑龙江0.75140、吉林0.76000。生育率最高的前五名是广西1.78975、贵州1.74785、新疆1.52885、海 南 1.51265、安 徽1.48155。

　　——国家统计局

　　7.《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了根据“2011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计算的中国生育率数据。2011年全国的总和生育率(即平均每个妇女生育数)仅为1.04，在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出当年生育率仅为1.18后再创新低。生育率1.04几乎是世界生育率的最低记录。不仅远远低于维持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口规模长期稳定所需要的平均每个妇女生育2.1个孩子(即人口学所称的“更替水平”)，也低于日本、意大利、德国等以低生育率出名的国家。

　　——新世纪

　　8.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解读称，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目前为1.5～1.6，如果维持现行生育政策，总和生育率将继续下降，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后将快速减少，影响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人口结构性问题也日益突出，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比上年减少345万人，2023年以后，年均减少约800万人，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本世纪30年代初达到4亿，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从目前的1/7提高到1/4。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近20年来一直在115以上，2012年仍高达117.7。

　　——新华网

　　9.家庭规模持续缩减。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户均3.1人，较第五次减少0.34人，与上世纪80年代初户均4.43人比较，下降1.33人。独生子女家庭1.5亿多户，独居老人的比例提高，家庭的传统功能有所弱化。

　　——中国新闻网

　　10.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推算，目前，实行一孩政策、一孩半政策、二孩政策、三孩及以上政策的人口分别占全国总人口的37.5%、52.8%、5.8%和3.8%。

　　一孩政策。包括绝大多数城镇居民;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四川、重庆6省(市)的农村居民。

　　一孩半政策。指农村夫妇生育第一个孩子为女孩的，可以再生育一个孩子。包括河北、内蒙古等19个省(区)的农村居民。

　　二孩政策。一是各省(区、市)都规定，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二是部分地区的农村居民普遍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包括海南、云南等5省(区)的农村居民;三是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农民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包括天津、辽宁等7省(市)的农村居民。

　　三孩政策。指部分地区少数民族农牧民可以生育三个孩子。包括青海、宁夏等地区的少数民族农牧民，海南、内蒙古等地前两个孩子均为女孩的少数民族农牧民，云南边境村和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农村居民、黑龙江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居民。

　　西藏自治区实行特殊的生育政策。指藏族城镇居民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藏族及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农牧民不限制生育数量。

　　——新华网

　　11.2010年《世界人口数据表》显示：2010年全球平均每个妇女生2.5个孩子，发达国家为1.7个，欠发达国家为2.7个，最不发达国家为4.5个，而扣除中国后的欠发达国家为3.1个。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而且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还要低许多

　　——中国经济导报

　　12.调查显示，42%的城市居民认为政府是居民养老最应该依靠的对象，其次才是子女或其他晚辈。但不同城市居民的观念有较大差别。以北京、深圳为首的8个城市认为子女或其他晚辈是养老最大的依靠对象，以上海、广州为首的12个城市则认为养老最大的依靠对象是政府。

　　——北京日报

　　链接六 我国生育政策变革历程

　　1971年，我国制定“四五”计划，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1973年，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汇报会提出“晚、稀、少”的政策。“晚”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以后结婚，女24周岁以后生育;“稀”指生育间隔为3年以上;“少”指一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两个孩子。

　　1978年，中央下发报告，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

　　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提出照顾农村独女户生育二胎。

　　2013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决定，同意启动“单独二孩”政策。

　　链接七 单独两孩政策带来的影响

　　1.四方面影响

　　影响1 生育率

　　短期显著回升，累计效应释放后，波动在1.6—1.7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平均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如果长期低于1.8，或长期在1.5—1.6水平上徘徊，不利于人口的均衡发展。”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表示，完善和调整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使生育率向1.8靠拢。

　　翟振武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经高达7左右，人口增长率高达2.5%。上世纪90年代初，总和生育率下降到2.1以下，并随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继续下降，目前已降至1.5—1.6。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的研究曾经提出，未来一段时间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8左右为宜，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发展。

　　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将使我国总和生育率有一个相对显著地回升，虽然今后几年回升可能比较快，最高点可能超过1.8，但累计效应释放后，生育率会波动在1.6—1.7左右。

　　影响2 人口结构

　　政策调整将使2030年增加2200万劳动年龄人口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有利于改善日益突出的人口结构问题，对当前人口发展“利”大于“弊”。

　　有利于改善人口年龄结构。首先是延缓老龄化。目前调整生育政策，虽然只会影响2074年以后的老年人口总量，但是会影响到人口老龄化水平，2030年会使老龄化水平从24.1%降到23.8%，2050年从34.1%降到32.8%，2100年从39.6%降到34.3%。单独两孩对于近中期的人口老龄化有微弱的下降作用，但是对远期人口老龄化有显著的下降作用。还可适当增加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今后15年，我国劳动力快速下降，而生育政策调整将使新增人口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劳动年龄人口规模，2030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从8.75亿增加到8.77亿，2050年从7.00亿增加到7.26亿。

　　有利于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已经30余年，近4年虽有所下降，但程度非常有限，仍严重偏离正常范围，目前已多生出2200万至3400万男孩。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出生人口性别一定会相应下降，但未必能恢复正常。按照概率计算，在没有性别选择的情况下，如果一个家庭只想生1个孩子，且要满足95%的家庭生育的是男孩，平均需要生育1.90—1.93次;如果一个家庭只想生2个孩子，且要满足95%的家庭能够得到1个男孩，平均需要生育2.94次。

　　有利于家庭发展能力提升。家庭规模小型化、结构核心化，关系简单化、成员流动化逐渐成为我国家庭的普遍特征。“单独两孩”可以在政策上避免出现“421”的家庭结构，避免出现“独二代“家庭，即父母、子女两代人都是独生子女家庭。缓解家庭的代际结构，增强家庭养老照料功能，有利于孩子健康人格的形成，有利于提升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

　　影响3 公共资源

　　对医院、幼儿园、学校等公共资源造成一定压力

　　实施单独两孩政策，也面临资源环境、基层工作、公共服务的挑战。

　　一是加剧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竞争。原新介绍说，单独两孩政策使得总人口在2030年达到峰值14.53亿，峰值时间推迟4年，但峰值人口增加1500万人，2050年总人口为13.85亿，比现行生育率至少增加5000万人。总人口数量的增加无疑加剧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和资源环境分配的竞争性。

　　二是基层计生服务管理能力面临考验。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晓春表示，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恰逢卫生、计生机构调整，按进度，省级卫生和计生机构合并今年完成，乡镇、街道一级机构整合明年完成。此间，应尽量减少基层计生人员受机构调整影响情绪波动，放松和削弱计生工作。

　　三是公共服务、管理和保障亟须跟上。新政实施后，三五年可见到效果，出生人口增长将对医院、幼儿园、学校等公共资源造成一定压力。“单独两孩政策，对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但对我们而言，是个不利的消息。” 浙江湖州某妇幼保健院院长对在当地调研的乔晓春说，“大量高危人群集中生育，我们医院承受不了。此外，孕前免费优生检查的数量急剧上升，也给医院带来困难。”

　　影响4 管理部门

　　渐进、微调、各省不同步方式，可避免出生堆积

　　“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新政后，每一个符合条件的家庭都面临选择：生，还是不生?什么时间生?60后、70后和80后人群的态度差异很大。” 西南财经大学人口所所长杨成钢说，相关部门应做好引导工作，避免大起大落的波动。计划要二孩的家庭要避免扎堆生育，以免给将来的入托、入学及就业造成拥挤。

　　“压抑了很长时间的生育势能，在适当放宽生育政策后释放，肯定会在政策调整后的2—3年内产生出生堆积现象。”原新认为，采取渐进、微调、各省不同步的方式，可以避免出现大范围、大规模的出生堆积。

　　“保障人口发展的平稳过渡，关键在于基层计生服务管理能力和工作方式。”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计生系统提出工作转型，由“单一管理型”向“服务管理结合型”转变，由以行政手段为主向综合治理措施转变。两个转变越到位，越能保障政策平稳过渡。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段成荣认为，落实单独两孩新政也是一场“战斗”。政府部门应对政策的“蝴蝶效应”跟踪调研。分析新增出生人口大多分布在城市还是农村、东部还是西部，划出分布图，为加强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决策依据。

　　——新华网

　　2.“单独两孩”带来的产业红利

　　“单独两孩”政策放开后，以往城市中最常见的“三口之家”格局，将可能被更为普遍的“四口之家”取代，新的家庭结构对居住的需求将发生改变。

　　“单独两孩”政策的放开，将增加部分家庭的成员人数，从而改变他们的置业观念。

　　由于多了一个孩子，房子面积肯定要比之前预算的大一些。两个孩子加上父母，如果还要跟老一辈父母一起居住的话，没有一个大房子是没办法容纳这么多人口的。随着家庭人口结构的改变，相对应的住房要求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因而，大面积的改善型房源或将迎来机会，三房、四房可能会更受欢迎。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月嫂市场的前景一直被看好。

　　“单独两孩”的政策即将实行，由此政策所引发的商机也慢慢发酵，家政服务行业势必要分一杯羹。

　　全国已有不少家政中介公司对月嫂的薪水做出了调整。现在的“80后”、“90后”父母更看重科学育儿，因而，很多家庭使用月嫂，更希望她们能够掌握营养配餐、伤口护理、催乳、婴儿抚触，甚至是安全防范等各项专业技能。因此，那些“持证”上岗的月嫂成了市场的“香饽饽”，月薪更是水涨船高。

　　奶粉市场前景看好

　　有分析认为，按照新生儿年增长9%到19%的速度，同时考虑奶粉喂养比例上升等因素，预计国内婴幼儿奶粉市场的年增量约为10%到20%。

　　国际市场调研公司AC尼尔森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奶粉市场销售额约为385亿元，照此计算，未来几年奶粉市场扩容量约为38.5亿元至77亿元。

　　教育产业链将迎红利

　　“单独两孩”的开放，也将刺激现代教育及相关产业的发展。

　　实际上，现在的教育产业链，已经从孩子还没出生就一直延伸至成年。一项统计显示，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本科毕业，最基本的教育开支(全国平均水平)超过20万元。这还不包括一些家庭要为孩子提供产前的教育、早教、艺体特长教育及读研、出国留学费用等。而“单独两孩”的开放，无疑将刺激这些产业链上的消费持续增长。

　　——央视网

　　链接八 案例及经验

　　1.形形色色的人口政策

　　发展中国家多抑制生育

　　发展中国家一般都苦于人口过多。150个发展中国家中，2005-2010年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是指该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仍然高于5个孩子的国家有27个。超过一半的发展中国家认为生育水平过高，几乎都采取了抑制生育的人口政策，它们主要集中在非洲、南亚和中亚以及东南亚。人口大国如中国、印度等时时感受到庞大人口给经济和环境带来的巨大压力。

　　印度是世界上最早试图控制人口增长的国家之一，采取的措施是鼓励少生。例如，印度西部的一个地方政府搞出了一个用资助“二次蜜月旅行”的方式来控制人口出生率。根据这一办法，一对夫妇若是在结婚两年后才生第一胎就会得到价值5000卢比(约合61英镑)的礼包，若是将第一胎的出生时间推迟至结婚三年后，奖励也会变得更加丰厚，换成了7500卢比(约合91英镑)的大礼包。之所以叫做“二次蜜月大礼包”，因为这些奖励金足够一对夫妻在结婚两三年后去一个向往的地方，度第二次蜜月。印度虽然长期实施抑制生育的人口政策，但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印度人口预计在本世纪30年代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中国是世界上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最成功的国家，其措施主要是惩罚超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30多年来，大约少生了4亿人口，我国人口占世界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2%已经下降至2010年的19%。按照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中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已经降低到0.57%，这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低生育水平时期，人口过快增长的问题得到根本缓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人口政策的成功实施，目前人均GDP已经超过4000美元，成功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

　　发达国家为人口过少犯愁

　　与发展中国家嫌人口过多相反，许多发达国家犯愁的是人口过少。2005-2010年，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1.6，大大低于2.1的生育更替水平(更替水平是指生育的女孩数量与母亲数量相等时，每个妇女需要生育的孩子数量。更替水平是2.1而不是2的原因在于,出生人口性别往往男孩多于女孩，要想生出和上一代母亲数量相同的女孩，生育的孩子数量必须多于2个)。在世界人口出生率最低的25个国家中，22个为欧洲发达国家。欧洲已有18个国家的人口出现负增长，其中最着急的恐怕是俄罗斯。俄罗斯是世界上人口减少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总人口现在已降到1.42亿左右，每年净减少人口几十万人。为了鼓励国民生育，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将每年9月12日设为“怀孕日”，这天所有已婚夫妇可以不用上班，在家专心“造人”。

　　法国是欧洲生育水平下降最早的国家，也是较早试图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的国家。1939年法国认识到生育水平下降对未来人口的影响，出台了家庭方面的鼓励生育政策，并把这些政策提高到政治议事日程。如今，法国生育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2005-2010年法国的总和生育率为2.0左右。

　　随着出生人口的减少，如何提高生育率已成为德国一项重要国策。德国政府规定，停职在家照顾孩子的父母全年每月可得到相当于税后月收入三分之二的补贴，每月最高可达1800欧元。如果父母中的一方继续停职两个月，则可享受14个月的补贴，即最高为2.52万欧元的生育福利津贴。德国家庭事务部的女部长莱恩为了号召德国人多生孩子，她以身作则，生了7个孩子。然而，尽管采取了鼓励生育的措施，从1970年到2006年，德国的总生育率从2.0下降到1.3，是世界上生育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其他欧洲国家的情况也大致如此，鼓励生育的政策收效甚微。

　　部分国家先抑制后鼓励

　　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经历了抑制生育向鼓励生育的转变，比较典型的国家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等。日本二战后开始推广计划生育政策，试图降低生育水平，政府成立了优生保护咨询所，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意愿降低，总和生育率从1949年的4.34快速下降到1956年的2.2，其后生育率稳定在2.0左右。1970年代后，日本的少子化和高龄化问题日益严重，1990年总和生育率跌至1.57以下，日本政府试图采用一些鼓励生育的措施，如“父母休假法”、“新天使计划”等。总的来看，日本抑制生育的人口政策比较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日本生育率的下降;但生育率出现过低后，试图提高生育水平的鼓励生育政策似乎并不成功，2006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3，属于世界上超低生育水平国家。

　　韩国在1960年代初开始控制人口，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1964年之后韩国开展了大范围的计划生育活动，通过各种途径推广和鼓励人们采用避孕方法，生育率随之下降到1995年的1.65。韩国政府于1996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并针对结婚、生育、子女养育等环节均制定了奖励政策。例如，政府面向月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新婚夫妇每年提供5万套保障性住房;为怀孕女性提供一定的产前诊查费用;子女不满6岁时，女性可以有1年时间在家养育子女，每月可领取40万至50万韩元(1美元约合1163韩元)的底薪，并保留职位等等。但是，这些鼓励生育的政策效果也不明显，2006年韩国总和生育率降低到只有1.2的水平。

　　新加坡在1960年代开始推行“两个就够了”的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急剧下降，从1963年的5.01下降到1977年的1.82。当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持续了10年后，也就是到了1980年代中期，新加坡政府对这个政策进行了认真检讨，取消了这个政策，并采取鼓励国人多生孩子的措施。但是政策改革却没有带来生育率的回升，2005-2010年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维持在只有1.3左右的水平。

　　综合来看，无论是抑制生育还是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取得成功的国家都是少数。世界各国人口政策的实践表明，单独人口政策的作用十分有限，人口政策发挥作用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必须与本国的国情相适应。

　　——《时事报告》大学生版

　　2. 全球人口发展的前景仍相对乐观

　　德国：妇产医院里就缺婴儿

　　驻德国特约记者青木：“几十年之后，德国街头将看不到年轻人。”这样的担心正不断出现在德国媒体上。随着近年来新生婴儿的减少，提高生育率已成为德国一项重要国策。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统计，德国的出生率自1975年以来基本低于死亡率。平均每个德国妇女只生育1.4个孩子。

　　德国人口问题专家科雷穆教授不无担忧地告诉记者，到2050年，德国人口将从现在的8200万下降到7080多万，一半以上的人口将超过50岁，1/3的人口超过60岁。在未来50年内，德国人的死亡率将大大超过出生率。

　　前不久，记者走访了柏林一家妇产医院。这家医院拥有先进的设备，技术精湛的医护人员及超过1000张的病床。然而，每天只有几个婴儿在这里出生。

　　院长希曼先生无奈地对记者说：“这里什么都不缺，就缺婴儿。”

　　科雷穆教授认为，年轻人观念的改变是德国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工作压力使许多年轻人不愿建立家庭，很多已婚夫妇也不想要孩子。《世界报》调查显示，只有一半的德国人希望组建一个有后代的家庭。德国妇女唐娜的话很有代表性：“我从没想过要生一个孩子，那将意味着放弃我现有的工作。”既要照顾孩子，又要兼顾事业，这让无数妈妈头痛不已。

　　生育率的降低，也给德国19世纪就创建的养老保险体制带来极大的冲击。德国的退休保险体制实行的是“转摊方法”。按照一般规律，最合理和有效的比例应该是每3个在职员工养活1个退休人员。可再过20年，德国100名在职员工就须养活78个退休者。

　　为了让年轻人多生孩子，德国政府可谓“绞尽脑汁”。政府首先推出奖励政策，妇女每生育一个孩子，每月都可获得一笔数目可观的补贴。政府还提出要在2010年前建立23万个托儿所，并将延长学校的授课时数，以帮助有工作的母亲。

　　实际上，生育率持续下降并不只是德国的问题，它已成为欧洲的普遍现象。欧盟去年的人口报告显示，欧洲各国妇女平均生育1.4个孩子，爱尔兰最高，也仅为1.9个。

　　俄罗斯：死亡率是出生率的1.6倍

　　驻俄罗斯特派记者马剑：俄罗斯正面临从未有过的非战争性人口危机。不久前举行的俄罗斯政府工作会议公布，俄人口最近10年减少了1000万，到2008年以前，每年俄都将减少60万人口。

　　俄罗斯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但人口数量却仅排在世界第8位，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足9人。俄人口学家指出，当前俄罗斯的人口特点：一是出生率低，二是死亡率高。2005年，俄人口死亡率是生育率的1.6倍，高出美国和欧洲国家2—3倍。上世纪60年代中期，俄每名已婚妇女平均生2.1个婴儿，如今只有0.9个，不想要孩子的家庭达700多万。俄人口学家警告说，如果照此速度递减下去，俄罗斯民族将成为世界上的“少数民族”;到24世纪时，俄罗斯民族甚至可能从地球上消失。

　　俄总统普京上任之初便把人口问题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他在2000年发表国情咨文时就指出：“俄人口一年比一年少，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的话，我们民族的生存将受到威胁。”普京责成俄政府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社会人口问题委员会”，对俄罗斯儿童进行全面普查。不久前，俄罗斯还计划赦免来自独联体的100万非法移民，希望可以改变目前的人口形势。

　　另外，俄政府还决定将妇女每生育1个婴儿将得到的补贴提高到1万卢布(1美元约合29卢布)，对18个月以下的婴儿每月的补贴也由500卢布增加到800—1000卢布。据估算，仅此一项，政府每年将支出90亿—100亿卢布。尽管如此，当记者询问一些俄罗斯青年是否想要孩子时，他们的回答依然是否定的———因为和生养孩子高昂的花费相比，政府的补贴不过是杯水车薪。

　　埃及：推行计划生育难

　　驻埃及特派记者黄培昭：记者每次到苏丹、肯尼亚、阿尔及利亚等非洲国家采访时，常能在大街上看到一个妇女怀里抱着一个孩子，手里牵着一个孩子，肚里还怀着一个孩子的情景。目前，非洲的人口增长率约为3%，平均每个妇女生6.9个孩子，居世界之冠，其中肯尼亚妇女平均每人生8个孩子。

　　由于非洲国家普遍认为生孩子是扩大财富的保障，“多子多福”成为非洲人对待子女问题的信条。在一些非洲宗教观念中，堕胎和流产是对生命的亵渎和残杀，计划生育因此很难推行。重男轻女、多妻制、早婚、未婚先育等陋习都促使非洲人口急剧攀升。

　　埃及的情况在非洲算好的。据埃及官方公布的数字，截至2004年底，埃及全国人口为7600多万，人口增长率为1.83%。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埃及是实施计划生育的，这在非洲不多见。埃及的“计划生育国民计划”作为国家人口战略，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在全国建立了6500个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免费提供计划生育用具和药品，还定期派卫生人员下乡，向农民解释计划生育政策的意义。仅去年一年，卫生人员就为近50万个家庭的160万名育龄妇女做了360万人次的家访。

　　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使埃及人口得到了一定控制，但其执行却并不完善，不仅不少农村人反对，城里人也常常钻空子。

　　墨西哥：已过生育高峰

　　驻墨西哥特派记者张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生育高峰，使墨西哥在上世纪70年代时，已拥有超过5000万人口，比50年代翻了一番，人口增长率达到3.4%的历史顶峰。1974年，墨西哥平均每对夫妻生育6个孩子。然而到2005年，这一数字已经下降到2.11个，人口增长率下降到1.02%。如今，墨西哥的人口总数约为1.06亿，远低于此前预计的1.5亿。据预测，墨西哥人口出生率将继续保持下降势头，到2050年左右可能出现负增长。

　　墨西哥生育趋势走低，与政府在这30年内宣传鼓励少生孩子，以及向公众普及避孕知识分不开，日益高昂的生活费用也迫使墨西哥普通家庭少生孩子。

　　墨西哥全国人口委员会最新的报告显示，墨西哥目前的人口结构仍然比较年轻，20岁以下的年轻人几乎占到了全国人口的一半，而60岁以上的老人只有5%左右。报告预测，墨西哥全国人口的平均年龄将从2000年的27岁增加到2050年的45岁。届时，60岁以上的老人将占到全国人口的25%。因此，委员会建议政府努力增加就学和就业机会，并且制定更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保证50年后大量增加的老人安享晚年。

　　——《环球时报》

　　3.部分国家延迟退休的规定和做法

　　疑问一：多数国家什么年龄退休?

　　【调查】 发达国家男性退休年龄多为65岁左右，女性60岁—65岁;发展中国家男性多为60岁左右，女性55岁—60岁;50岁退休为全世界最早

　　据记者对19国的调查，多数国家近年来提高了法定退休年龄，或者计划提高退休年龄。例如，美国将领取全额养老金的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韩国领取养老金的年龄2013年由60岁调整为61岁，2033年将提高至65岁。加拿大政府于数月前出台办法，将领取养老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

　　记者同时发现，发展中国家女性退休年龄一般在55岁—60岁，如巴西、俄罗斯、泰国、印尼等。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福利国家女性退休年龄基本在60岁—65岁，部分推迟到67岁，但对体力劳动者有特殊安排。例如，瑞典规定法定退休年龄为65岁，体力劳动者可申请61岁退休。

　　“在过去十几年里，提高退休年龄在各国已成为社保改革进程中一个最普遍的改革手段。据不完全统计，在经合组织的34个成员国中，至今没有提高退休年龄的国家只有芬兰、冰岛、墨西哥、荷兰、西班牙、英国。而这6国的退休年龄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保持在65岁或67岁。”中国社科院教授郑秉文指出。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人均预期寿命40岁，1981年达到67.8岁，目前男女平均为74.83岁。可以说，延长退休年龄是随着人口预期寿命延长的一个必然趋势，也是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内在逻辑要求。”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褚福灵表示，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对160多个国家的统计，我国女职工50岁退休，是全世界最早的国家之一。

　　疑问二：延迟退休会一步到位吗?

　　【调查】 大多采取渐进方式，每年延长几个月

　　褚福灵表示，大家对延迟退休年龄有误解。“延迟退休年龄不是瞬时举措，而是历史的、渐进的过程，即用几十年时间把男女退休年龄提高到一个适中的水平。例如，用50年时间提高5岁，大概10年提高一岁，一年也就提高一两个月。”

　　据调查，国外多数国家采取渐进方式提高退休年龄。例如，波兰今年6月推出了改革法案，将女性60岁退休和男性65岁退休改为一律67岁退休。改革实行递进式，即每年延长3个月，男性在2020年全部实现67岁退休，女性到2040年全部实现67岁退休。意大利对男65岁、女60岁的退休年龄采取逐年延长，到2018年实现男女均66岁退休。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表示，延迟退休是人口形势、人口规律早就决定了的。但考虑到高龄劳动者的生产力和创新力毕竟有限，延迟退休要慎重，要有边界意识——不可能无限延长，要有弹性，给潜在退休者选择的权利等。

　　疑问三：退休年龄如何改革?

　　【调查】 多国推行弹性退休制，但规定了最早领取养老金年龄或最低缴费年限;我国存在大量非正常退休现象，首先需规范退休年龄

　　驻外记者调查发现，一方面许多国家通过制度设计鼓励公民延迟退休;另一方面，也在一定条件下允许提前退休，即实行弹性退休制。实行弹性退休的国家均规定了最早领取养老金年龄或最低缴费年限。例如德国法定领取养老金年龄为65岁，最早可60岁领取，但养老金将减少;美国法定领取养老金年龄为65.8岁，最早可62岁领取，提前领取者养老金按比例递减;瑞典法定退休年龄为65岁，最早可61岁退休，但替代率从80%降为55%。加拿大提前退休者，养老金每月减少0.5%，如果提前5年退休，养老金将减少30%。

　　“我国也可以推行弹性退休制，但需对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进，引入国外全额、差额、超额养老金制度。达不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只能得到差额养老金，超过退休年龄退休者可领取超额养老金。”褚福灵说。

　　郑秉文则表示，中国未来可实行弹性退休制，但目前不应实施。“目前我国实行男性60岁、女性50岁(女干部55岁)退休的政策，与国外相比，退休年龄明显偏低。与此同时，每年中国的非正常退休(包括提前退休和其他原因退休)所占比例仍高达10%—20%。”

　　据《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1》统计，中国非正常退休人数，2006年为63万人，占当年退休人数的22.3%，2007年74万，2008年85万，2009年86万，2010年67万。

　　“因此，目前首先应规范退休年龄。第二步是逐渐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女性的退休年龄逐步向男性靠拢。第三步，在条件成熟时，推行弹性的、阶梯式的退休。在现阶段，弹性退休、阶梯式退休可能会造成社会不公平，舆论会认为这是公务员为自己寻租。” 郑秉文强调。

　　“实际上，我国现行退休年龄也是有弹性的，如特殊工种可以提前5年办理正常退休手续等。”郑功成指出，退休年龄可以在基准之上有弹性，但弹性退休不能解释为任意退休，即劳动者想什么时候退休就什么时候退休。因为任何公共政策必须有基准，这是确保社会公正的根本。

　　——人民日报

　　4. 延迟退休，国外也摸着石头过河

　　美国：为增收晚退休实属无奈

　　美国并没有硬性的退休年龄，退休制度根据个人选择具有一定弹性。在一定范围内，人们可以选择早退休或者晚些退休。区别是，在不同的年龄退休，个人能够获取的退休收入有差异。目前，由于经济形势不好，为了获得更高的退休金满足生活需要，美国人有推迟退休年龄的趋势。

　　根据美国盖洛普最新调查提供的数据，在过去15年时间里，美国人预计自己退休的年龄已经渐渐从60岁提高到了67岁。

　　分析一下美国人退休后收入的来源和构成便可知道，经济形势不佳、经济危机导致股市下跌等都会影响退休收入。在这种压力之下，美国人选择推迟退休往往出于无奈。

　　目前美国人的退休收入有三个来源：联邦退休金、企业年金计划和个人退休养老账户。

　　先看联邦退休金。它的来源是雇员薪水按一定比例缴纳的社会保障税，由雇主和雇员共同负担。历史上，联邦退休制度规定65岁退休便能领取全额养老金，但现在这一年龄已经推迟。

　　当然，美国实行的是弹性退休制。人们可以提前退休，但联邦退休金将减额发放。有人按照原来规定的65岁退休年龄进行过计算：按照规定，雇员最多可以提前到62岁退休，但每提前一个月退休，养老金减发0.56%;如一个人在62岁退休，他/她只能拿到相当65岁正常退休人员退休金的80%;63岁退休能拿到86%;64岁退休只能拿到93%。年满65岁后最多可再推迟5年退休，养老金增发0.25%。如66岁退休，可拿到相当65岁正常退休人员退休金的103%;67岁退休可拿到106%……70岁退休可拿到130%，年满70岁以后退休者，养老金不再增加。

　　因此，看了这一点便可以明白，为什么这么多美国人过了66岁依然在工作，因为这样可以在退休后拿到更多联邦退休金。

　　美国人平均的联邦退休金只相当于退休前平均收入的一半左右，因此，美国人退休收入还非常依赖企业年金制度和个人养老金账户等非国家主导的退休金机制。

　　企业年金制度由各公司自愿建立。公司每年都为雇员交纳一定的基金。待雇员退休后，由该机构每月发放一定金额的退休金。但是，由于经济形势不佳，许多公司现在已经无力负担这种支出。

　　第三个美国人退休收入来源是个人退休养老账户，也就是所谓的401(k)计划。这种机制和中国的公积金制度有类似的地方。雇员每月可缴纳一定比例的薪水(1%到15%)至其退休金账户。雇员每缴纳1美元，公司可以配合缴纳25美分到1美元。这样可以帮助员工增加养老账户里的金额，有利于留住优秀员工。

　　个人养老账户里的钱可以投资到基金、保险产品、自家公司股票、保本理财产品等，员工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喜好选择不同的投资组合。

　　记者认识的一些美国朋友抱怨说，在美国金融危机最严重的2008年，由于股市大跌，他们的个人养老账户损失惨重，其中一些人的投资组合损失高达30%到40%。这对于想退休享受生活的人必然是巨大的打击，他们中的一些人无奈选择推迟退休。

　　美国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推迟退休，这给美国的就业市场带来影响。由于劳动力更替速度减慢，美国的年轻人所能够寻找到的就业岗位减少，同时年轻人在职场中的上升空间也受到了限制。

　　德国：循序渐进不搞一刀切

　　2012年1月1日，德国开始实施将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67岁的法规。这项2007年通过的法规是在德国人口老龄化严重、生育率低、国家养老保险入不敷出的困境下制定的。

　　原来的法规是1957年制定的，当时的出发点是，德国人口出生率将不断提高，但事与愿违，德国人口出生率降低，老龄化趋势加重。1991年，平均4个就业者养活一个退休人员，到2030年，每两个就业者就得养活一个退休人员。

　　此外，由于德国人均寿命逐步提高，退休者领取退休金的年限越来越长。统计表明，过去40年里，德国人平均领退休金的时间增加了7年，达到约17年。这给退休保险公司造成的压力越来越大。

　　由此，一方面在职人员需要缴纳的养老保险金比例不得不一步步提高，与此同时退休者领取的养老金比例一直呈下降趋势;另一方面国家财政也难以背负巨大的养老金缺口。

　　提高退休年龄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在实施过程中，新规注重循序渐进，平稳过渡，不搞一刀切，避免新规涉及者因为延长工作时间而产生利益受损和不满情绪。因为老百姓尽管在道理上明白延长退休年龄确属政府无奈之举，但从个人角度，自然不愿意延长退休时间。

　　根据新法律，德国将在2012至2029年，逐步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7岁。如果不到法定退休年龄退休，将拿不到全额退休金。新法规针对1947年以后出生的人。对于1947年出生的人，2012年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1个月。1948年出生的人，退休年龄将再增加1个月。1958年出生的人，退休年龄提高到66岁。1958年以后，每晚出生一年退休时间延长两个月。这样，到1964年及以后出生的人，法定退休年龄将提高到67岁。

　　新法规注重公平公正，特别考虑到特殊情况。例如，对于参加养老保险达到45年的人，依然可以在65岁退休领取全额养老金。对于参加养老保险达到35年的人，未来可以在63岁开始申请提前退休，但必须承担一定比例的养老金损失。根据距离法定退休年龄相差的月数，每个月养老金将被扣除0.3%。对于所有1963年以后出生的人，如果63岁退休意味着，他领取的养老金将被扣除14.4%，并且这个领取比例一直有效。

　　新法规在实施中也出现一些问题。由于老年人健康状况下降的自然规律，德国人实际退休年龄平均为63岁，连65岁都达不到，如何能达到67岁?另一方面，一般企业都不愿雇超过50岁的普通员工，老年人失业的风险比较大。现在，如果退休年龄再提高两岁，专家测算必须增加120万至300万的岗位，才能满足这一需求。为解决这一问题，德国政府针对如何推动50岁以上群体就业推出了一系列措施。例如，鼓励失业的老年人从事工资待遇不及失业前的工作，由失业保险公司支付一定比例的补偿。同时，政府给予雇主一定的补贴，条件是公司必须为老年人提供工作岗位。

　　法国：退休制度改革朝令夕改

　　两年前，法国为解决退休金制度不堪重负问题，在众多反对声中通过了退休制度改革，将法定退休年龄延迟两年，从60岁提高到62岁。今年左派社会党候选人奥朗德当选总统，兑现竞选承诺，将部分人群退休年龄修改回60岁。

　　法国关于退休制度改革的争论由来已久。法国高福利社会保障体系是经过战后60多年的反复修改而建立起来的。迄今，大部分法国公民均可在退休后领取退休金，金额相当于其退休前工资的80%。目前，普通劳动者的法定退休年龄在60岁至65岁之间，个别在退休年龄前失业且无力找到新工作的人可最早于58岁退休。前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在其当政期间，法国政府于1983年将法定退休年龄从65岁降至60岁。

　　但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全球化，法国社会保障体系越来越难以为继。1945年法国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时，人口平均寿命为65岁。而今天，人口平均寿命已超过78岁，法国战后婴儿潮一代已全面到达退休年限，国家退休金支出不足以支撑他们的退休费用。

　　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使得法国政府财政状况更加难以支持如此庞大的沉重负担。2010年，当时执政的萨科齐不顾反对强力推行改革，将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2岁，意在削减不堪重负的财政赤字，提高法国企业的竞争力。但改革受到了法国各大工会和反对党强烈不满，曾组织多次全国范围的跨行业罢工游行，游行人数一次比一次多，最多时高达350万人参加，对社会生产生活构成了严重影响。

　　虽然最终改革方案在2010年10月通过，但也给萨科齐2012年竞选连任失利埋下了种子。当时的主要反对党———社会党认为，这一改革“非常不公正”，它侵犯了参加工作时间早、工作强度大的工人阶层的利益。在2012年总统选举中，奥朗德承诺对备受争议的2010年退休制度改革进行调整。

　　日本：老年人乐意年轻人不满

　　一直以来，人口老龄化是困扰日本的一个突出社会问题，据5月31日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最新数据，2010年日本女性平均寿命高达86.3岁，男性平均寿命也达79.55岁。目前，日本人依然还是60岁就能退休，一退休马上就能领取养老金。为应对不断加剧的老龄化和少子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同时也为了减轻日益增大的养老福利开支带来的压力，2006年4月1日，日本《高龄者雇佣安定法》有关确保老年人稳定雇用的措施开始施行。新法规定了雇主有义务在“推迟退休年龄”、“返聘退休员工”和“废除现行退休年龄”三项中任选一项来确保退休人员的再就业。这样，有工作意愿与能力的人员60岁退休后被续聘便有了法律依据。

　　虽然有了《高龄者雇佣安定法》，但目前企业还可以根据自己设定的“标准”来甄选60岁退休后希望再就业的员工。近年来，日本政府一直计划废除企业的上述“标准”，即让所有希望能继续工作的60岁便退休的员工都能工作到65岁，或者干脆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为此，日本政府一直在积极推动相关的立法工作。除了上述的《高龄者雇佣安定法》外，在2010年的新成长战略中，日本政府也提到：“对所有希望65岁退休的员工，在2013年之前，政府将采取措施保证他们能一直工作到65岁。”

　　也就是说，从2013年开始，只要有继续工作的意愿，不管是企业职工还是政府公务员，都可以工作到65岁。尽管有不少不同意见和反对声音，日本政府在推迟退休年龄问题上立场是很坚定的，其中养老金问题是一个重要因素。去年日本总计52万亿日元的养老金中的40%由国家支付，其中大部分是日本政府通过发行国债筹集而来的。可以说，总债务水平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超200%的日本财政已不堪养老福利之重负，提高退休年龄可以缓解压力。厚生劳动省多次表示，日本人的平均寿命不断增长，下一代负担日益加重，必须提早策划，延后退休及提取养老金。

　　总的来看，在日本社会的各行各业，过了60岁仍然在工作的人很多、很普遍。65岁退休的政策受到老年人的普遍欢迎，但也遭到不少企业和年轻人的反对。不少企业强调，为了应对国际竞争，雇佣成本必须降下来。如果让自愿65岁退休的员工都工作到65岁，2017年，高龄劳动者将比现在增加33万人，会对企业雇用新毕业生造成压力。

　　多年的经济不景气，企业利润下滑裁员不断，日本年轻人的就业形势可谓日益严峻。毕业生及年轻人就业难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6月8日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刚刚确定了2012年版的《自杀对策白皮书》，白皮书中明确提到，2011年日本全国自杀人数为30651人，连续14年超3万人。其中特别提到学生的自杀人数首次突破千人，达1029人。白皮书指出，近年来20岁年龄段的年轻人自杀比率持续维持高位，这与年轻人就业形势不断恶化有关。

　　——参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