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车伟   等

　　编者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决定》为我国未来进一步深化改革、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更加清晰地认识改革发展的优势、潜力，本刊策划了“中国红利系列谈”专题，从2014年第1期起，陆续就改革发展中的红利邀请专家进行探讨、解读，敬请关注。

　　主持人：《时事报告》主编 闵勤勤

　　如何评价人口红利的历史贡献

　　主持人：人口红利对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作出了哪些贡献？

　　顾宝昌：人生分为三段，第一段是少年，第二段是成年，第三段是老年。少年时候被扶养、老年阶段被赡养，因此对社会作贡献基本上是在成年时期。同样地，人口也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即少年人口、中年人口、老年人口。假如在人口结构中，中间那段人口基数特别大，前后两段基数比较小，那么在这样的社会中，对社会作贡献的多，需要社会抚养、赡养的少，当然这样的人口结构就对发展有利了，所谓的人口红利讲的主要就是这个意思。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我们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且人口尚未开始老化，加上生育率的下降，新增人口数量也比较少，因此中间这部分就显得比较大，就形成了有利于改革开放的条件。但也不能过分夸大人口的贡献，它带来的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假如说当时没有改革开放，大量廉价劳动力就会窝在农村，成为人口负担。

　　张车伟：过去，经济发展研究并没有把人口纳入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中，只是近些年的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把人口因素放进去，但也都是作为背景因素。我国社会现在对人口红利有一些过度解读，好像说人口结构一变化，经济增长就要减缓，甚至经济社会的发展就会停滞。这是一种误读。人口的影响是有，但是它是一种长期的影响，对短期的经济活动并没有直接的影响。

　　王钦池：讨论人口红利，可以用抚养比作为衡量指标。过去40多年，通过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我们的抚养比快速下降，并且在较长时期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加上我们的劳动力比较丰富，劳动力成本比较低，为国民经济发展创造了独特的优势，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这就是人口红利的贡献。但是人口结构导致的人口红利并不必然转化为现实中的经济高增长。比如，巴西早在20 世纪70年代就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在很长时间内抚养比处于较低水平，但是始终没跳过中等收入陷阱，究其原因，就是有利的人口结构没能跟良好的制度载体这个根本条件结合起来发挥作用。过去几十年，我们的经济之所以保持了长期高增长，正是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和人口政策的结合。

　　如何看待人口形势的现状和未来

　　主持人：目前和将来的人口形势如何？人口红利还在吗？

　　张车伟：近几十年来，尽管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非常迅速，但目前仍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结构最好的时期。虽然我们1559岁年龄段的人口从2011年起开始减少，但这一变化对于人口结构来讲并不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衡量人口结构是否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依然处于峰值。其实，从高点往下降并不是问题，不能误认为过了最高点人口红利就消失了。

　　20世纪60年代，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要比现在低得多。那时候虽然老龄人口少，但劳动年龄人口需要抚养的孩子太多，是负担最重的时候。今后即使老龄化非常严重，也很难再退回到劳动年龄人口那么低比例的年代了。从现在开始的1015年，人口结构依然非常有利于发展，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依然非常高，能够支持发展。另外，过去我们的劳动力丰富，既是因为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不断增加，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不断扩张，也是因为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得到解放。前者是增量，后者是存量的结构性变化。目前来看，增量逐渐不复存在，存量方面还有机会。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人口占比很低，美国才1%，日韩也仅是5%10%，我国却是36%37%，农业劳动力还需要继续转移。所以从劳动力供给量来讲，今后并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我们的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并不让人高枕无忧。一是现在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发生变化。之前几十年的劳动力是年轻的占多数，现在的劳动力的知识层次、平均年龄都在增加。除了每年新增的大学毕业生之外，还有年龄稍大一些的农村劳动力，他们不愿干或干不了重体力活。这就意味着过去靠年轻、低知识层次劳动力支撑的粗放式的产业结构跟现在富余劳动力结构不相匹配了。二是生育水平低。人口学界公认，如果生育率长期、持续低于2.1，即平均1位妇女生育2.1个以下子女，在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下，人口就不能自然更替了，最终这个国家或者民族肯定会消失。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步入低生育水平，到现在已经维持了20多年。目前，国家卫生计生委认定的生育率是1.5，与发达国家平均1.7相比，也是很低的水平。人口结构变化是有规律的，一旦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再回升到较高的生育水平就会很困难，大部分国家采取刺激生育的政策也基本无济于事。按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今后我国会面临着非常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老龄化速度和日本差不多。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今后1015年，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加快经济发展，基本上解决发展问题，同时还要不断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完善养老、医疗体系，为以后高度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做好准备，不让老龄化成为社会的沉重负担。

　　顾宝昌：人口结构变化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今天生的孩子少，6年以后的小学生就少，12年以后的中学生就少，18年以后考大学的就少，22年以后就业的就少。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有40%左右的人口在15岁以下，到了20世纪80年代有30%左右的人口在15岁以下，90年代只有1/4，2000年的时候降到1/5，现在仅1/6人口在15岁以下。低龄人口群体不断减少的过程很清楚。一些声音认为，现在我们还有70%的人口在劳动，没什么可担忧的。但是，今天的劳动力多，就意味着将来的老年人多。在人生三段中，现在处在中间段的人过几年就要到后面那一段去了。我们国家未来面临的问题是少年段进入中年段的人越来越少，中年段进入老年段的人越来越多，中年段人口需要去养活的老年段的人口越来越多，负担越来越重。这个进程是必然趋势，反映到我们劳动力结构变化的趋势上就是：第一步，年轻劳动力越来越少。尽管整个劳动力总量依然很大，但受到最新教育、最富活力、最有创新精神的年轻劳动力比例在降低。第二步，劳动力整体平均年龄上升，劳动力老化。第三步，劳动力总量萎缩。这样的三个步骤将在我们眼前一步一步呈现，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第一步。

　　从整个国家的人口结构来讲，到本世纪中叶，我们将面临着整个人口结构的老化。人口学上有一个指标叫“中位年龄”，是指把整个人口分成两半的年龄，显示的是整个人口结构的老化程度。现在，中国人中位年龄在30岁左右，到本世纪中叶就会上升到45岁，也就是说一半人口将在45岁以上，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社会还会朝气蓬勃吗？还会富有创新精神吗？看看现在的日本，老龄化让日本20年间经济一直疲弱。到了本世纪中叶，我们的状态可能变得跟现在的日本差不多而死气沉沉。我们的社会在悄然发生变化，未来这种变化还将继续。如果我们继续茫然无知、毫无准备，那么将来问题就大了。我们应该呼吁全社会意识到这个问题，认识越清晰、准备越充分、调整越及时，将来就越主动。

　　王钦池：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抚养比经历了先下降然后上升的过程，表现为一个“U”形曲线，这个曲线的波谷大概有30年的时间。比如说，日本1960—1990年的抚养比维持在42%50%，美国1980—2010年是49%51%，法国1980—2010年是51%54%，波动幅度非常小。中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抚养比比较高，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抚养比快速下降，现在处于比较低的时期，接下来又将快速上升，总体呈现出快速下降、快速上升的 “V”形走势，目前正处于反转的节点。这样一个变化过程为我们在短期内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当然，我们的抚养比不像发达国家那样有一个较长波谷，对于老龄化的应对显得比较紧迫，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如果仅从抚养比角度来说，目前确实是我国人口红利的拐点。但是，拐点的到来，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人口红利的界定没有公认的标准。发达国家的抚养比“U”形走势波谷数据是50%左右，如果把这个作为人口红利的上限的话，2035年之前我们的抚养比都处在这个指标之下。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人口红利至少还有20年。当2050年我们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时，抚养比是60%左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日等国家经济处于增长较快时期的抚养比也在60%之上。从这个角度来讲，未来的人口结构并不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障碍，反而是有利条件。此外，由于我们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过去几十年少出生了几亿人，这也意味着2030年之后的60岁及以上年龄的老年人口数量相应减少，实际上减轻了未来的抚养负担。从这个角度来看，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给我们带来了更长远的人口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