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利军

　　在网络空间，舆论的参与广度、传播速度空前增强，对塑形社会道德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但同时，道德被放大化、唯一化、绝对化的现象也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标准过高，强加于人。把较高的道德标准当成道德底线和义务，对未做到的人横加指责。比如，每逢重大自然灾害发生，总有人乐于搞捐款排行榜，对捐款少或不捐款的明星、企业进行谩骂攻击甚至上门围堵、“逼捐”。

　　二是只讲奉献，不讲利益。人为地将道德和利益对立，认为帮助他人必须不计报酬。比如，某年东北遭遇罕见大雪，有人收费帮人推车，被批是“乘人之危”“发国难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口诛笔伐者自己未必会去义务推车，更不用说长时间在冰天雪地里坚持推车了。

　　三是只求心安，不计后果。其中表现最为典型的是批量“放生”。一些原本自由的动物，饱受有计划的捕捞、存放、放生的折腾，有的很快不适应新环境而导致死亡或破坏了环境。一些清醒的宗教界人士称此为“贪功德”“杀生”。

　　四是强调主观，忽视客观。近年网上热传的帖文《发错药之后美国护士VS中国护士》说的是某护士发错药之后，美国的医院会考虑护士工作量是否过大、个人是否因家事分心、药片外观是否相似，然后逐项调整，减少以后出错的概率。而在中国，则是领导训斥、媒体曝光、舆论指责。帖文虽属虚构，但也反映了许多人习惯强调主观因素。

　　五是只问强弱，不分是非。一些网络名人自称“在鸡蛋和墙之间，永远站在鸡蛋的一方”，潜台词是“弱者天然代表正义”。于是在官员和民众、富人和穷人、城管和小贩、宝马和三轮的对立中，无条件地站在看上去“弱势”的一方。

　　道德具有排他性，道德感过强，容易认为观点不一致的人一定是“道德有问题”，加深群体的对立。“道德指责”的泛化会影响对问题的客观研究、分析，将解决问题的手段简化成“批评教育”。而过分强调道德因素，还容易滋生道德贩子和伪君子。不久前，媒体通过夸大少年杨六斤的悲惨遭遇向社会募捐，这对于其他类似遭遇的青少年并不公平，对杨六斤本人也未必是件好事，这样做迟早会耗尽珍贵的公众爱心和媒体公信力。

　　在众声喧哗的网络时代，我们对这些“道德绑架”现象要有所警惕，加强引导，不能任由其负面影响污染网络空间。一是要分清道德问题与非道德问题，对思想道德问题，主要借舆论交锋来明辨是非，通过思想教化来改进认识。对非道德问题，则要从法律、制度和各种软硬件措施上找根源、堵漏洞、想办法，减少问题发生的概率。比如2009年湖北荆州“挟尸要价”刺痛了许多人，在谴责打捞者“唯利是图”的同时，也应反思，既然当地遗体打捞有一定需求，有关部门就该建立打捞队伍，完善行业监管体系，从根本上解决“讨价还价”问题。而且，即便是主观问题往往也有客观原因。比如有人常抱怨“领导不重视”，但领导为何不重视？是对相关业务不了解，还是有更重要的事难以分身，还是缺乏资源即便重视也无能为力？二是对道德问题，还要分清楚“品德高尚”“守法守德”与“缺德失德”的界限，对缺德失德行为理应批评，对遵守公德行为应肯定，对于品德高尚行为，能做到的要褒扬，没做到的也不应指责，标准过高，强加于人，反易引起对道德标准的反感和抵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