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办公室里，有这么一条座右铭：“即使身陷沟渠，也要仰望星云。”

　　人一般看事物会有3种视角：俯视、平视和仰视，这3种视角都是我们需要的。现在很多人富裕起来，底气也足了，于是习惯了俯视，喜欢居高临下地看周围事物，如同我们爱看喜剧。喜剧的特点是中心人物的水平都比我们低，他们讲的错话、出的洋相，都让我们有优越感，俯视欲望得到了极大满足。除了俯视，我们更多时候是平视，但就是缺少发自心底的仰视。

　　德国哲学家康德说：“人类总要抬起头来仰望一些高于我们一切的东西，并在那里找到我们的共识。”这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信仰。信仰的“仰”字非常重要——信仰就是一座高塔，是全人类需要共同抬头仰望的东西，是我们所有人心灵交汇的制高点；信仰不仅高于我们自己，更高于所有人。信仰的崇高还在于，我们不会想去超越，也不必超越它。有了精神信仰，人心就会坦然，世界就会安宁。人类文明本无力自守自卫，只因为有信仰的存在，才保持着文明的延续，否则早已被野蛮所吞噬。

　　对于个人来说，精神信仰为什么重要？我曾与美国企业家贝林进行过一次很有意思的对话。

　　贝林说他年轻的时候，觉得人生的意义在于追求“多”：钱要多、工厂要多，随着美国的快速发展，他很快就达到这个目标了；之后，他改去追求“好”：衣食住行都要名牌，产品也要做得比别人好，这个目标他又很快达到了；然而，他并不满足，改为追求“独”，他不要名牌了，城堡、游艇、汽车、服装等都要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在我们看来，他是很厉害了，因为当他把这些逐一实现的时候，还不到60岁。可是那时，他忽然觉得自己失去了人生的目标，眼前一片茫然，竟然有了想要自杀的念头。

　　直到2000年，他坐着私人飞机去越南，听从了下属的建议，顺便带了很多轮椅过去捐赠。这些轮椅给很多残疾人带去了幸福感，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6岁的小女孩。他说，当小女孩坐上轮椅逐渐学会操作时，眼中所放射出来的生命光彩让他深受感动。贝林感到，自己能够为其他生命带来益处，让生命变得更美好，那才是自己活着的意义所在。后来，他来到津巴布韦发轮椅。城市的一边是沙漠，人要走两天两夜才能走出沙漠。他看到一个黑人青年背着一位黑人老太太前来领轮椅，他就问青年：这是你的母亲？青年说不是，他们之前根本就不认识，只是因为老太太想要领轮椅，但没等到便车过来，黑人青年就把她背过来了。这又让贝林认识到一个道理，以前他一直以为有钱才能做慈善，现在看来，凡人也能有善举。

　　经历了这两件事后，贝林之前由“多”、“好”、“独”构建起的价值体系轰然倒塌，他找到了自己的信仰所在——尽自己所能为其他生命带去爱与善。他的人生不再迷茫，直到现在，他都在一心一意地做慈善。

　　所以我想，人就是需要这样的精神信仰：生命对于生命无偿的帮助，也就是我们说的大爱和至善。我们每个人活在世界上，就是一个积累至善与大爱的过程，也正是历史上无数点点滴滴、没有留下痕迹的大爱和至善，才成就了今天的我们，我们当然也要为后世百代，为全人类积累善与爱。设想一下，如果社会上每个人都去争取“多”、“好”、“独”的话，世界也许会变得很富裕、很光鲜，但在精神上我们是贫瘠的、空虚的。用大爱、至善作为精神信仰的人，大多活得充实、高尚；人一旦找到它，人生就会很轻松，就突然知道了活着的意义。

　　反观现在的社会，每个人离真正的信仰还有一些距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社会文化中，还有不利于我们追寻信仰的障碍。现在好多家长把孩子考上美国名校当作信仰，这绝对是一种谬误。把一个具体、实在的目标当成信仰，是我们追寻真正信仰的第一个障碍。很多家长在“信仰”达成之后，反而更加不开心，因为他们看到，在美国很多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也在做普通工作，生活得也很辛苦，并非当初想象的那样，家长们的“信仰”一下子就崩塌了。这提醒我们，一定要避免把信仰世俗化，切忌把信仰误认为是可达成的目标，把功利的目标当成信仰。

　　第二个障碍是，我们常把成功当成精神价值的终点，当成信仰。成功既没有标准，也难以包容大爱与至善，因而不能称之为信仰。我常说，成功其实属于不思考成功的人，思考成功的人反而很难成功，因为成功本不应该成为人生坐标。

　　我们为了成功，把谋略当成了文化，把中华文化阴谋化、策略化，教人怎么钩心斗角、使用手腕，这样的后果很严重，不仅会让外国人对我们的文化产生深深的误解和恐惧，也影响了我们的言行，还会影响子孙后代，成为追寻真正信仰的第三个障碍。

　　第四个障碍是把民粹当成了精神信仰。网上的发言，不完全等于民意，也不等于民心，更不等于真理。一些人容易受民粹情绪蛊惑，抛弃内心追求随波逐流，从而离信仰渐行渐远。

　　我们一定要认认真真地以至善大爱作为精神的高塔，树立起我们崇高的信仰，让我们在互相关照的过程中，一起抬头仰望星云，不断接近它，这样我们的社会就会慢慢地和合了。

　　（摘编自余秋雨在“扬州讲坛”所作的“文化的精神信仰”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