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德利

　　今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题汇报时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要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来。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也指出，要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发展跨区域大交通大流通，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比较，看看他国城市群对我国的京津冀一体化有何借鉴。

　　目前已形成的世界七大城市群中，英国伦敦城市群是地域面积最小、城市密度最大的世界级城市群。为解决伦敦人口过于密集的问题，英国政府于1937年成立了“巴罗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40年提出疏散伦敦中心区工业和人口的建议。1946年，英国议会通过《新城法》，在离伦敦市中心50公里的范围内建设了8个卫星城。这些卫星城在分担大城市的部分功能、缓解大城市的居住困难等起到了一定作用。

　　伦敦在疏解首都职能方面采取对投资安排实行监督，以确保迁出一定数量的岗位，并且确定了迁出企业一定的去向比。1974—1982年迁出的3.1万个劳动岗位中有90%限定迁往“鼓励地区”。英国政府带头将政府部门机构向卫星城转移，英国大企业总部落户“鼓励地区”也渐成趋势，如泰晤士水公司总部在斯文登小城，劳斯莱斯总部在德比小城。由此，英国有效控制首都等大城市规模，整体上推动了英国城市化进程向纵深发展。

　　形成于20世纪下半期的东京都市圈，呈现出明显的政府计划特征。1956 年，日本为解决东京中心城区人口与经济活动过于密集带来的“大城市病”问题，出台“首都圈整顿方案”，提出以东京为中心、在半径100 公里范围内构建一个“首都圈”。根据1956年日本出台的《首都圈整备法》规定，“首都圈”的范围涵盖了东京都以及其周边的神奈川、千叶、山梨等7个县，并逐渐形成1都7县的“多核心分散网络”空间格局。

　　1976年日本出台了第三次首都圈规划。此次规划的目的是为了改正城市功能向东京都中心地区集中的“一极集中”，提出建立区域多中心城市“分散型网络结构”的设想。为缓解东京都仍旧过于集中的发展局面，东京都市政厅在1999年编制了“首都圈规划构想”，再次强调了建立区域多中心城市“分散型网络结构”空间模式的设想。

　　日本疏解首都职能所采取的措施具有行政化特点。1972年日本公布《工业布局鼓励法》，并根据该法确定了“搬迁鼓励区”和“布局接收区”。该政策的主要做法是：对迁出城市的组织和企业购买工业建设用地、税收实行优惠；对建设工业设施和相关建筑、购置有关设备给予贷款优惠。另外，国家还拨专款用于完善中小城镇的基础设施，以利于大城市的相关部门迁往这些地区。

　　当前，北京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特大城市固有矛盾和单中心格局带来的问题，使得“大城市病”日益凸显。北京首都功能疏解以及京津冀一体化的推进，需要做好顶层设计：首先，要制定首都功能疏解长期规划和阶段性目标。其次，推动建立中央和地方的协调机制。第三，要尽快研究北京中心城区和功能疏解对接地的对接机制，包括税收、人事管理、户籍指标等方面。具体操作办法可借鉴伦敦城市群经验，形成分工合理、价值高端的联动产业链；同时亦可效仿东京都市圈，按照优化提升有支持、疏解迁移有激励、落地新城有优惠的思路，先易后难、分阶段整体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