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社会阶层固化”问题引发媒体热议：农家子弟还能“鲤鱼跃龙门”吗？就业晋升，拼个人能力还是“拼爹”？如果不是“官二代”、“富二代”，个人是否能凭借后天的努力改变命运？……“社会阶层固化”意味着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受阻，弱势群体向上流动的通道被堵塞，人们看不到未来向上发展的希望，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目前中国“社会阶层固化”态势如何？如何防止“社会阶层固化”？需要深思和探讨。 “社会阶层固化”的态势明显，但还并未固化 主持人：什么是“社会阶层固化”？如何理解？ 刘精明：社会学中，通常根据人们占有资源和机会的差别而划分出不同的阶层。所谓“阶层固化”,是指一旦社会阶层之间在诸多特定资源或机会分配方面的相对差异长期保持不变，或者稳定下来时，特别是一些特定人群对那些重要的社会资源和机会具有相对垄断权利、而另一些人被阻隔在外的时候，我们称这样的社会中阶层被“固化”了。与“固化”相反的词是“流动”，人口流动是指人在地域空间的流动，而社会流动是指个体在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当代一位大社会学家吉登斯就讲过，社会流动停止的地方，阶级便形成了。 社会流动有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的区分，一个人的阶层位置相对父代而言的变动，称为代际流动；一个人一生中自己的社会地位或阶层位置所发生的变化，称为代内流动；“社会阶层固化”包括这两个方面，也即这两方面的流动都渐趋停滞；但前者，代际流动的停滞，更体现出社会封闭的实质。 社会流动从方向上看，有向上的流动，也有向下的流动，比如某些人从一个小小的工人，做到办公室职员、企业经理等，从社会底层进入社会的上层，这是向上的流动。如果这个社会没有流动，社会就是封闭的，农民工只能是农民工，他们的子代也极少有机会进入较高的社会阶层，这样的社会，“阶层固化”就形成了。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向上流动的渠道应该是畅通的，对所有人来说，机会是均等的。 杨继绳：人们社会地位的变动称为“阶层流动”。“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们都希望向上流动。社会流动通畅使处于下等阶层的人们有进入上层的机会，有希望，有盼头，因而化解阶层矛盾，有利于社会和谐。“社会阶层固化”恰恰是因为这种流动的通道被堵塞了。如果下层的人们看不到上升的希望，不满情绪就会增加，产生一种社会张力，张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社会震荡。可以说，社会流动是阶层和谐的重要保证。 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不是终身不变的，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有两种因素，一是先赋性因素，即靠家庭背景；二是后致性因素，即靠个人努力。先赋性因素作用太大，这个社会的流动性就小，继承性就大，也就是世袭性强。固化和流动本来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固化和流动随时都在进行博弈，只是分哪个强、哪个弱；比较开放的社会，流动性因素就强一些，比较封闭的社会，先赋性因素比较强。目前的社会，这两个因素哪个占主导地位呢？我估计先赋性因素可能占70%，后致性因素占30%。社会阶层一旦固化，社会就失去了弹性。玻璃是没有弹性的，一有震动就会破碎。所以，“阶层固化”的社会是容易破碎的社会，在日常表现中就是阶层磨擦、阶层冲突。 主持人：目前中国“社会阶层固化”的态势如何？如何科学地看待当前的“社会阶层固化”问题？ 辛鸣：要对目前中国“社会阶层固化”问题给出一个简单的是与否的回答确实不太容易。因为如果说目前中国社会阶层已经固化了，这不实事求是，而且这个结论我们也不能接受；但如果说目前中国社会阶层根本没有固化的态势，又好像跟大家切身感受有比较大的冲突。面对这种情形，我倾向于做出这样一个判断：中国社会阶层固化的态势明显，但社会阶层并未固化。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判断？这涉及我们对整个中国社会发展价值的基本评估。这就是目前中国社会阶层发展中已出现了很多需要引起警觉的问题，但还没有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具体来说，有三方面的态势应该引起警觉。 第一，社会阶层等级化的态势越来越强烈。从学理意义上讲，社会阶层在社会学里面是一种双重混合的概念，它既有等级的涵义，同时又有身份和职业的涵义，而且后一重涵义的权重应该更大一些。等级反映的是上下高低的特点，身份职业则主要反映平行多元的特点。社会阶层没有等级是不客观的，但应该强调和彰显的是职业与身份的平等。因为目前社会学上对阶层的划分完全不同于政治层面对阶级的界定，基本是以职业来进行的，身份、地位、财富、声望跟职业是相通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话，那么身份何来高低贵贱之分呢？阶层何来等级之分呢？ 但目前大家更多的是从等级化的角度来谈阶层的概念。比如我们惯性地把社会阶层分为强势阶层、弱势阶层或者上流阶层、中产阶级、下层阶级，这么多上中下，强势、弱势的划分态势，客观上就是阶层开始固化的症状，等级化本身就是固化的开始。 第二，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社会代际提前传承的迹象。一般来说，虽然社会发展是一代一代传递的，但上一代是贵族，下一代还是不是贵族就说不准了，老话讲“富不过三代”。如果要想保证“富过三代”，怎么办呢？就是提前进行代际内的传承，把财富和权力提前交接给下一代。现在社会上最流行的词就是“富二代”、“官二代”，这表面上是在说“二代”，其实“二代”背后的潜台词是“一代”。前段时间传说房子要征房产继承税，结果出现了爸爸用两岁儿子的名字买房子的案例；最近披露出来银行业竟然出现了“娃娃股东”，很多份额不算小的股东只有七八岁、十多岁。这说明什么？财富在代际内部已经提前进行转移了。这样的转移，就是想让目前的阶层状态尽早固定下来，并且一代一代地固定下来，甚至都想抗拒自然规律。 第三，社会阶层之间的疏离与隔阂有蔓延态势，甚至渐现敌意。社会阶层分化的社会目标与社会价值是社会融合而不是社会分离。尽管社会中的各个阶层有差别，但“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社会分工的客观需要会让各个阶层都感觉很好或至少相对满意。可是，现在我们社会中的各个阶层都感觉不好，“仇”字满天飞。“仇官”、“仇富”的社会心态，反映了下层百姓对上层的忌妒、怨恨心理；反过来，这些上流阶层人物心里也不踏实，前段时间药家鑫的案子很有典型意义，大学生开车撞人了，本能反应不是先送被撞者张妙上医院，而是想着农村人难缠，所以把她杀了。这个案件背后折射的是什么？药家鑫和张妙并没有私人恩怨，但有隔阂。不同阶层之间没有私人恩怨而有阶层隔阂，这是最可怕的。就是因为处于不同的阶层，我就认为她对我不利，要防备对方阶层，这就是隔阂。这种隔阂会导致什么？是社会阶层的排斥，一些弱势阶层会被天然地排斥在社会发展之外。 通过以上这三个特点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说，“阶层固化”的态势已经开始比较明显化了。明显化到什么程度？就要看这三个特点究竟强烈到什么程度。至少现在来看，这三个态势随时都可以举出一大堆例子，这些例子已经成为大家都能够切身感受到的东西。 刘精明：人类社会有了阶级以后最基本的特性，就是能够把自己资源和机会的优势传递到下一代。只要有了家庭，人类社会形成以后，我们如何把自己的优势向下一代传递，是一种自然的情怀，它并不可怕。为什么城市的孩子生下来都不想放到农村去？我们每一代人都需要有一个积累，把自己的优势向下传递，这实际上是人类进步的方式。所以说，“阶层固化”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任何历史时期都有这样一个过程。 可怕的是什么呢？下一代之间缺乏竞争，没有向上流动的机会，这是最大的问题。“富二代”、“官二代”的问题就是他们进入上层社会的机会太大、太突出了，以至于引起公愤。这是社会里面极端的一部分人，但这样一类人在任何社会里都会有。英国的财产阶级传递比任何国家都要强烈，他的财产自然就是子代的，继承性强。我们不可能希望所有的企业家把财产都捐出去，把自己的企业送给别人，这是不可能的事，你不能做这种期望。 但核心是有没有制度保证，让一些不是“二代”的人能够从底层通过奋斗流动到上层来？我们每个人都一样，要吃要穿要生存，需要用自己的资源到社会上去换取商品和服务。但不同阶层的人用来换吃换穿的资源和能力是不相同的，有财产的人通过财产去换取商品和服务，有权力的人通过权力去换，有知识的人可以通过技能去换，这些都没有的人就得靠体力去换。那么，没有财产和权力的人机会在哪里？机会是不是公正、均衡的分配给大家？弱势群体他们的子代有没有可能通过上学或其他途径来改变命运？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制衡权力、驾驭资本的制度缺失 主持人：出现“社会阶层固化”态势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辛鸣：大致来说有两个原因：第一，在中国社会，等级化超越职业化的观念一直比较强烈，是一种传统文化。第二，和中国社会发展路径的选择有关系。当年邓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有一个前提就是，先富带后富，大家共同富。这些年来，先富的工作完成了、甚至还超额完成了，我们社会上的富裕群体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不输于甚至远胜于一些西方国家。但是共同富裕的工作没有相应跟上来，缺乏一个与富裕群体相制衡但数目更大的小康群体，也就是常说的中产阶层，占社会绝大多数的群体处于更低的社会层面而且缺乏改变自身境况的条件与可能。 杨继绳：主要的原因有三方面：一是教育不公平。教育是提高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阶梯，教育公平是带有基础意义的社会公平。但现在，教育资源分布很不均衡，上等阶层的子女比低等阶层的子女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和更优越的受教育条件。弱势阶层的子女获得教育机会要少得多，受教育的条件要恶劣得多。教育不公平将会使得低阶层的下一代很难向上流动，使社会不平等向下一代延续和发展。 二是就业不公平。贫穷家庭的孩子，即使考上好大学，毕业后也很难进入高阶层。原来都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现在，由于中上层社会地位的职务都被世袭了，工农子弟的 大学毕业生很难找到高级的职位。我去北方一个中等城市讲课，听说这个城市领导干部的子弟上大学的同时，就在当地给他安排了财政金融方面的工作，他四年上学算工龄，毕业以后就是处长了。这是地位世袭最野蛮的情况。前一阵大家热议的“萝卜招聘”也是典型。 三是不平等交易。1992年年底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时我写过一篇评论就是《权力不能进入市场》。几年以后，我的担心变成了现实，权力真正地进入了市场。权力进入市场以后，有权的和没权的进行交易，权力大的和权力小的进行交易，一定是前者胜，后者败。权力进入了市场，就不可能有公平交易。 从深层次来看，还是制度问题，第一是权力缺乏制衡。权力随便进入市场，不仅可以在市场上换成黄金白银，还可以换取子女职业的继承，这就麻烦了。第二是资本不被驾驭。资本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资本投到哪里，哪里就改变面貌；但资本也是贪婪的，没有人性，必须要人来驾驭，用其利而避其害。权力不受制衡，资本不受驾驭，资本就和权力结盟，共同盘剥社会，这就坏了。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需要一套制度体系。但对每一个人来说，也可以尽到自己的一份力量，要用自己的权利来制衡公共权力。权力英文是Power，权利是Right，如果每个人都捍卫自己的权利，权力就不可能为所欲为了。 辛鸣：杨老师刚才讲的，点到了“阶层固化”的要害。一个是“权力”，一个是“权利”，这是两个在阶层分化过程具有关键意义的因素。权力本来是属于公共的，又是为公共服务的，但现在有些权力变成了为掌握权力者自身服务的工具。在现实社会运行中，权力不仅得不到有效制约，还可以做到“赢者通吃”，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本来公民权利是制衡权力的利器，又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但现在一些“权力”根本不把你的“权利”当回事。社会公众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阶层流动的条件就不具备了，弱势群体往上发展的可能就没有了。 那么不往上走行不行？就社会分层来说回答无疑是肯定的。因为社会总会存在相对底层的社会群体，尤其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这一群体的数目还会相当大。但是这一群体能稳定的前提就是，如果你不往上走，在你的这个阶层上，过得也很好，因为你相应的各种权利都能得到切实保障，用和谐社会的说法叫“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一个社会让不同阶层都认同自己阶层所处的位置，其实是件好事情。但关键是我们现在做不到各得其所，你会发现除非我“赢者通吃”，否则就“一无所有”。当权力是货真价实的，权利是不作数的时候，我们的社会群体当然就要去追逐权力了，但这将进一步加剧“阶层固化”的态势。如果阶层彻底固化，会让社会丧失活力，增加社会运行成本。这时候，社会管理和管控方面压力就会更加大了。 教育是让下层走向上层最主要的通道 主持人：谈到教育不公，现在社会上有一种疑问：“知识还能改变命运吗？”农家子弟还能“鲤鱼跃龙门”吗？为什么会有这种质疑？教育在社会阶层流动中起到什么作用？ 刘精明：教育机会是整个问题的核心。抽样调查显示，1978年到1998年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清华大学2010级学生中，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但当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我国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开始不断滑落。 我们最近进行了一项全国性高校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在“985工程”大学里，非农户口的子弟相当于农业户口子弟的2.7倍，“211工程”大学里是1.3倍。大学保送的机会谁最大？私人业主子弟是农民子弟的7.6倍，管理阶层子弟是农民子弟的8.5倍，专业技术阶层子弟是农民子弟的10倍。再看自主招生的名额，管理阶层子弟获得自主招生的机会是农民子弟的12.7倍，专业技术阶层子弟比农民子弟高9.5倍。从中我们看到，不单寒门子弟离一线大学越来越远，而且，他们在挤独木桥时，处于竞争的劣势，优势阶层占有的资源和机会就是比弱势阶层的大。 廉思：不同阶层的家庭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和精力投入差别很大，精英阶层对子女学习习惯的培养、学习计划的统筹安排以及对子女人格潜移默化的影响，都或隐或显地实现了精英阶层的代际生产。在教育的过程中，优势资本实现了叠加，对不同阶层的子弟而言，大学的门槛并非是“同一条起跑线”。当最终的结果呈现为只有富裕家庭的子女可以上名牌大学，而大多数寒门学子无法依靠知识改变命运的时候，我们又该用什么来保证他们所代表的两个阶层能够和睦相处？ 辛鸣：教育本来是实现社会阶层流动，并且让下层走向上层的最主要的通道。在现代社会和平环境下，教育甚至成为了改变阶层地位的唯一通道。但当教育背离了提高素质、增进能力的本意，成为了一个标签、一个身份的时候，教育不仅不会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会变成了下层向上层流动的阻碍。普通家庭的孩子历尽艰辛、过关斩将十余年才大学毕业，富裕家庭的孩子通过花钱降分就轻松买到了一张大学文凭，这两者之间的含金量本不可比，但当拿着这张文凭去找工作的时候，不仅完全一样，甚至后者还有家庭背景优势。这样的教育究竟是在推动阶层流动还是在加剧“阶层固化”呢？ 客观地说，农村孩子在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环境中，确实在技能和思维上处于弱势，他们不可能像城市学生那样有海外夏令营去开阔眼界，一些高科技的新鲜玩意在偏僻的农村也许见都见不到，他们怎么可能“见多识广”。但是不能因为他们在这些方面的弱势而否认他们也能成为精英的可能性，只不过与城市孩子相比他们属于“潜在精英”罢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一个社会的政策究竟是要助长“阶层固化”，还是要化解“阶层固化”？我们的大学教育主要是公共财政支持的，既然是花公共财政的钱，大学教育就必须是“有教无类”，不能偏好优势阶层，就必须着眼于培养“潜在精英”而不能培养“现成精英”。在大学招生中强制设定农村学生的最低比例不仅不违反公平正义，反而是最大的公平正义。其实在国际社会也有类似的做法，哈佛、牛津里面都有一些指标给少数民族、黑人的。 廉思：当前，以大学毕业生为代表的青年知识阶层发生了很大的分化：一少部分成为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社会精英。这部分人大都毕业于名牌高校，或者家庭掌握着丰富的社会资源，他们进入到国家机关或国有大中型企事业单位工作，仍然直接或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而绝大部分知识青年成为底层知识群体，沦为“蚁族”。这部分人大多来自农村和县级市，家庭经济社会地位较低，往往从事餐饮服务、保险推销、广告营销、电子器材销售、教育培训等低收入行业。虽然艰难地“漂”在大城市，并在不同程度上被排斥和被边缘化，但“蚁族”一直以勤奋努力的工作试图降低自身的不公平感。因为他们坚信，只要通过不懈的奋斗，就可能弥补与“富二代”、“官二代”先天资源的差距。但如果知识不能改变命运，当“蚁族”发现自己奋斗过后，离梦想的距离不是更近，而是越来越远时，他们将会对自己的人生境遇做出何种解释？“蚁族”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当向上游的希望被现实推翻以后，谁也不清楚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让每个阶层各安其位、各得其所 主持人：除了保障教育公平外,还应该从哪些方面防止“社会阶层固化”？ 辛鸣：避免“阶层固化”最根本的当然是要有一套科学的制度安排，但在制度之外，阶层意识也很重要。中国社会一定要强调不同阶层的责任意识。权力对应的是责任，在精英阶层里，除了权力之外还应该讲奉献、讲责任。像英国过去的贵族阶层，很重要的一个评价指标就是是否有社会责任感，阶层的高贵必须体现在社会责任感上。泰坦尼克号的船长是必须与船共存亡的，不能先逃走。我们社会现在很多上流阶层的人之所以得不到老百姓的认可，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社会责任意识。 杨继绳：讲责任意识跟道德有关系，但更重要的是要有法律和制度的约束，否则不可能形成责任意识。“社会阶层固化”根本原因还是在上层，上层社会保卫着、垄断着、固守着资源优势，阻断下层向上流动的通道。要解决“阶层固化”的问题，首先要解决上层的问题，这又回到了我前面说的：制衡权力、驾驭资本。 刘精明：在保证社会公平方面，社会学里还有一个词叫可能性的再分配，就是培训和教育机会的再分配，对弱势的人进行技能培训，大力投入职业教育、职业培训，这在每一届政府都应该放在首位。现在，我国农民工总数已超过2.4亿，如何培育他们在市场中的竞争力？不是说给一些补贴，给一些直接的保障就完事了。考大学要公平，社会保障也要公平，要让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有吃饭的本钱。这是未来影响社会稳定大局的问题。这个社会不可能人人成为大学生，人人成为干部，哪怕就是80%的人上大学了，还有20%上不了大学。 廉思：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我觉得仍有一些工作可做。如何让没有机会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知识青年在时代发展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让他们虽然在体制外，但仍能保持对体制的高度认可；让他们不会因为生活的种种不如意，对整个制度的合法性产生质疑，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解决“阶层固化”问题，不能单就大学生就业问题谈就业问题，单就高等教育问题谈高等教育问题，而必须站在整个中国知识分子未来发展的高度上，通盘考虑，统筹规划，在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下，重新定位大学毕业生，重新制定知识青年的方针政策。而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的“包容性增长”理念和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这种视角，理应成为解决此问题的立足点。 辛鸣：社会是大家的社会，不同的群体都在这个社会中各安其位，这个社会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如果社会清一色都是当官的、搞金融的，这个社会不仅不可能存在，也难以想象，那时候都没人当保姆了，都没人给你倒垃圾了。社会分层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 “社会阶层分化”和“社会阶层流动”这两个概念要适当做一下区分。并不是只要阶层上下能流动了，社会阶层就不会太固化，就算已经出现“阶层固化”，但只要阶层分化充分，“阶层固化”的危害也会相应缓解。刚才刘老师讲，“阶层固化”是一个客观态势，这是事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公平正义相对的存在呢？ 我们要通过鼓励社会阶层自然分化，让不同阶层各得其所，这一点最至关重要。“鲤鱼”固然可以“跃龙门”，我们也鼓励“鲤鱼跃龙门”，但是真正能能跃过龙门的“鲤鱼”毕竟是少数。就社会宏观大政策来说，重点应该放在关注大多数的“鲤鱼”如何在它们既有的环境里生活得更好，那就是让每个社会阶层的权利得到基本保障：第一，健全对不同阶层底线权利的保障机制，对一个农村的孩子来说，该上小学有小学，该上中学能上中学，正常的受教育权利能得到保障。第二，在这个基础上构建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选择机制、甄别机制。不管你在哪一个阶层，只要你是精英，你是“锥子”，我就可以把你选出来，装进袋子里让你冒出头来，你也可以毛遂自荐让自己冒出头来。这个公平选择机制要建立。我们的制度设计要更偏重于让弱势群体的权利得到保障，让下层精英可以脱颖而出。 总的来说，关于阶层问题，要说两句话。第一句是有希望，第二句是能满足。这两方面好像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有希望”讲的是阶层流动，是激发社会活力，社会下层经过自身努力可以进入上一阶层，“鲤鱼可以跃龙门”；“能满足”讲的是阶层分化，社会不同阶层对自己阶层有一种满足感，从而实现社会稳定。“能满足”是“有希望”的前提，如果没有阶层分化，阶层流动是没有基础的。 我举个很有名的例子。当年克林顿当总统的时候，在白宫开招待会。克林顿看到侍者盘子里面端着蛋糕，就想过去多拿一块蛋糕，那个人说按规定一个人只能拿一块蛋糕。克林顿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总统。那个人撇了撇嘴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那个分蛋糕的人！克林顿只好耸耸肩走开。这个例子很耐人寻味。你克林顿在总统那个阶层，我在分蛋糕这个阶层，但我没感觉到比你低人一等，我跟你是平等的人。这就是阶层分化的精义所在。让各个阶层各得其所，对各自阶层有认同和满足感，这样的这样的社会才是稳定的，这样的 这样的 这样的 社会不仅可以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阶层固化”，还能避免过度阶层流动导致的 冲突与争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