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闵勤勤 何一乐

宋洪远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三农”问题专家，自1998年以来连续17年参加起草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文件，是近12年中央一号文件起草组成员。

    历年来，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2015年的一号文件再次提出要“进一步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本刊记者就相关政策出台的背景、传递了哪些重要政策信息以及实现路径等问题对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进行了专访。

　　201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今年的一号文件将重点都放在了“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上，您如何评价我国目前农业现代化水平和所处的阶段？

　　宋洪远：自周恩来总理在第一次全国农业生产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以来，历代领导人都在不断探索和创新，才逐步形成了今天的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可以说，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几代中国领导人的“三农梦”。

　　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的农业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比如，2004年至2014年我们取得了粮食产量“十一连增”、农民增收“十一连快”。2014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56%，农业综合机械化率61%，农业有效灌溉面积52%，这都是反映我国农业现代化程度的指标。

　　但是，恰恰在这样一种成绩下，2014年和2015年的一号文件又都提出了要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成绩那么大，为什么还要加快？我个人觉得，我们不能仅仅从农业现代化进展本身去把握问题，而应该把农业现代化放到与十八大提出的“新四化”是否同步发展中去理解。

　　十七届五中全会前后，我们曾经做过一些测算，得出的一个基本判断是，21世纪以来工业化与另外“三化”相比是超前的。我们的工业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即使保守估计也已经是工业化中后期阶段。那么城镇化呢？从2001年以来，我国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4%左右，增速明显加快。此外，从建设上看，城市的数量、规模和面貌也都有明显改观。再来看信息化。目前，信息技术已经渗透融合到了我国几乎所有的主要工业部门中，而且在人们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应用程度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现在很多人离开信息技术都快不会生活了，这说明我们的信息化与工业化、城镇化是深度融合的。

　　综合来看，我们对“四化”关系的判断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工业化是超前的、城镇化是加快的、信息化是融合的、农业现代化是滞后的。因此，我们才提出要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如果说全面现代化是一个板凳的话，那么这个板凳就是由“四化”这四条腿来支撑的，这四条腿有长有短就不行，必须把农业现代化这个短腿补齐。

　　作为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和支撑，目前处于“短板”的农业现代化面临着哪些突出问题和挑战？

　　宋洪远：要看清楚我们面临着哪些挑战，就必须先要知道我们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和要求是什么，然后通过对比才能发现问题。

　　2007年的一号文件提出了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我们称之为“十字农业”：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那么，建设现代农业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文件又讲了“三个提高”：一是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和信息化水平；二是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三是要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三个提高”提出了九个指标：“三化”“三率”和“三力”。2014年一号文件又提出了“四个坚持”“三个导向”和“一条路子”，其核心就是“一条路子”：我们要努力走出一条“生产技术先进、经营规模适度、市场竞争力强、生态环境可持续”的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综合这两个一号文件关于农业现代化的具体表述来看，我们基本上可以概括出三点：高效、安全、可持续。

　　对照这些要求一看，我们还面临许多具体层面上的突出问题。首先，从高效的角度来看，我们农业劳动生产率比较低，仅相当于工业劳动生产率的1/5，和国际上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相比我们的差距更大。再说资源利用率，过去我们常常讲“一斤粮一斤草”，一个作物籽粒是一斤，秸秆也是一斤。我们的观念认为籽粒是果实，秸秆不是，都把它作为废弃物了。这个资源利用率就很低，实际上秸秆可以做燃料、做工业原料，还可以发电，所以从高效上来看我们还是有差距、有问题的。

　　其次，从安全上讲，食品安全是一个突出问题。其实这十几年来，我们非常重视食品安全，出台了《农产品质量法》和《食品安全法》，国务院也发了一些意见和决定，每年都进行一次专项整治，总的来看农产品质量合格率是提高的。但问题出在哪儿？现在无论是在生产条件上还是在食品监管上挑战和压力都越来越大。比方说你搞农业，必须有好的环境。如果土壤、空气和水被污染了，庄稼难道要戴着口罩生长吗？同时，化肥、农药和农膜的过量使用问题也比较突出。再一个，农产品生产出来之后，流通、储藏、加工各个环节很多，监管难度大。粗略地讲，我国目前有2亿多农户在生产农产品，有40多万家食品加工企业，还有300多万家各种食品生产作坊。数量之大，环节之多，监管压力确实太大。

　　第三，在可持续方面，不仅仅包括资源环境可持续，还要解决一个包容和共享的问题。如果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不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的成果无法由广大农民来共享，那么这个现代化我觉得也是不可持续的。现在还存在一些机制问题，比方说要提高土地产出率，就要土地流转、要规模经营，土地制度就得改革。要专业化生产，就需要大量社会化服务来解决产前、产中、产后一系列问题，融资服务、技术服务都必须跟得上才行。再比如要解决谁来搞农业现代化的问题，就必须考虑如何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此外，我们说农业发展要提高竞争力，但这马上就面临“两头挤压”的问题。一头是生产成本的“地板”在抬升，比如土地流转费用、劳动力雇佣成本、农耕机械的租赁费用都在连年上涨，另一头是价格的“天花板”还不能上浮。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的农产品价格已经高于国际价格了。除了价格“天花板”，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我们大豆、棉花、食糖等品类也遇到了“政策补贴不得超过8.5%”的限制。

　　这些问题中，有的层面比较高、相对长远一些，有的比较具体。总而言之，推进农业现代化当下最重要的就是两个问题，一是资源环境的约束，二是生产效益的挤压。

　　您觉得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何在？

　　宋洪远：习总书记在去年视察福建的时候提了“五个新”：在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上挖掘新潜力、在优化农业结构上开辟新途径、在转变发展方式上寻求新突破、在促进农民增收上取得新成效、在建设新农村上迈出新步伐。这既是农业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基本思路，同时也讲到了农村建设和发展的问题。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农村工作会议上也重点提出了要以改革为动力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主要讲了“五个任务”。

　　一是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要调整农业结构，这体现在总理讲的几个转变上：首先是“由生产导向向消费导向转变”。过去一说搞农业就来抓生产、看产量，以后要从消费的角度看问题，看看市场需要什么你再生产。其次要“由单纯在耕地上想办法到面向整个国土资源做文章”。必须立体地看待资源,耕地之外，我们还有山地、林地、草原和海洋。李克强总理提出“要念好山海经，唱好林草戏，打好果蔬牌”，这非常形象。再次是要“构建优势区域布局和专业生产格局”。这个特别重要，发达国家的农业优质产区非常明显，比如美国的这几个州集中种什么，那几个州集中种什么，分类优质产区就形成了。产区形成之后品种培育、农技科研等都可以实现专业化，所有的投入产出都围绕产区品种来做文章。而我们很多地方今年种这个，明年种那个，导致土壤无法固定，好多研究也就无法跟上。最后是“要推动农牧结合”。农牧结合对种植业的要求就是要粮、经、饲结合，既要有粮食作物，还要有经济作物、饲料作物。这次的农村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要围绕“农”字做文章，核心就是要延长产业链，扩充价值链，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这是农村工作会议和今年一号文件的亮点。什么意思呢？农业如果从种、养等单个环节来看效益是不高的，但是如果形成产业链，这个体系效益就上去了。比如说种葡萄是一产，酿葡萄酒是二产，卖葡萄酒是三产，把不同主体在不同产业链上的活动连接起来，效益就大不一样了。

　　二是要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这个适度规模经营一方面是土地的规模经营，我们要创新土地制度，促进农地有序流转；另一方面是经营规模的适度，因为投入的规模大小是有拐点的，到一定程度后可能投入产出比就下降了。当然，这也和国情有关。美国的农场规模我们也想搞，但人家土地跟我们差不多，人口只有3亿人，农民仅占人口的2%，而我们占到33%。这就决定了我们的规模经营不是越大越好，必须要把握好形式的多样化、规模的适度化，不能一刀切，这是非常重要的。

　　三是要促进可持续发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总理讲的非常有亮点的一个东西就是，做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六字经：减、退、转、改、治、保。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把过量使用的农业投入品尽量减下来。退，就是要把超过农业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生产切实退下来。这跟我们过去讲的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是一个道理。转，就是要把农业废弃物转化为资源和财富，变废为宝。比方说畜禽粪便，收集起来可以发展沼气，沼渣、沼液还可以上地。改，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地方土壤有机质含量下降了，甚至受到了重金属污染，我们就要进行改良、治理，推行秸秆还田、保护性耕作等。治，就是要把受到损害的生态环境逐步修复和治理好。保，要把发展农业的根基和命脉保护好，比方说耕地面积、水利设施，等等。

　　四是从政策措施上来讲，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加大政策和资金的投入力度。这几年，粮食“十一连增”、农产品全面增长的首要前提就是投入。在资金投入方面，我们从2006年提出三个“高于”、2007年提出三个“继续高于”、2008年再度提出三个“明显高于”，到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三个“大幅增加”，再到这次会议的“只增不减”，都反复强调要增加农业投入。没有投入，生产条件和基础设施就无法改善，一切都是空谈。再一个，这里面还有农民积极性的问题。生产条件再好，人没有积极性也不行，这就得需要政策引导。比方说补贴，虽然有一些不同看法，但不管怎么说补贴政策至少起到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作用。所以，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

　　五是要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必须要更重视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人多、地少、水缺，再靠拼资源，既拼不起也不可持续。另一方面我们的需求又在刚性增长，这时候我们必须学会统筹利用全球的市场和资源。在全球化时代，无论是生产资源的配置还是农产品的流通和市场调控，都已经不可能再完全搞自给自足的农业了。我们必须要用全球的视野来配置资源、利用市场，这个理念我们必须转过来。十八届三中全会“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提法很好，农业作为经济体系的一环同样需要开放。

链接资料

　　“农业现代化”理念发展脉络

　　1949年12月，周恩来同志在第一次全国农业生产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农业要走现代化的道路，并在1961年明确表示农业现代化就是要实现农业的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

　　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中国的农业不仅要搞现代化，而且要搞符合我国情况的农业现代化”，即“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他特别强调要高度重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1998年，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沿海发达地区要率先建设发达农业，要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即实施“区域发展战略”。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要“建设现代农业”，认为“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就是改造传统农业的过程，就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

　　党的十八大又鲜明地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即“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