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唐 虹

　　提起一些发达国家的高福利，确实令人羡慕：从小学到大学免学费或低学费，看病医疗费用全包，失业可以领救济金，甚至妻子生孩子丈夫都有补贴……这样的福利保障，差不多涵盖了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的全过程。其中“欧洲模式”曾被很多人视为理想的社会发展模版。

　　我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什么时候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实现全民高福利待遇？然而，欧元之父蒙代尔认为，一些国家的政客们为了能够连任，不断向选民承诺更高的养老金，以及更加便宜的医疗保险制度，即使是最富裕的国家，也没法承担这么慷慨的支出。对于中国来说，如果能够从欧债危机中学到什么经验的话，就是不要引入欧元区的福利社会模式。

　　曾经的骄傲

　　欧洲福利制度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二战后欧洲各国经历了持续30年的“黄金增长”，如德国创造了“经济奇迹”，法国更是从农业占有重要经济地位一跃跨入了先进工业化国家的行列。凭借巨大财富作为坚实的基础，欧洲国家通过一系列的立法，建构越来越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强制性地进行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的“二次分配”。如在德国，企事业单位雇用员工时，必须为其支付50％的社会保险费用，无职业的员工配偶和年幼的子女则与员工捆绑在一起上家庭保险，以此保证社会保险能够全民覆盖，而这一笔“社会支出”则占劳动力成本的50％左右。正是依靠社会保障制度，使社会财富“蛋糕”的分割更公平。

　　随着福利国家的发展，在欧美逐步形成这样的社会共识，即社会保障的巨大支出，不是创造财富的负担，相反，免费教育制度使所有青少年都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和训练，成为高素质的劳动力。休假制度可以保障员工充分地休养生息、有闲暇陪伴家人。在瑞典，老婆生孩子，老公可休9个月的全薪“产假”。在孩子年满16岁以前，父母均可获得生活津贴；年满16岁以后，完成9年义务教育的青年，如继续读大学可领取教育津贴，相当于上学几乎是免费的。在法国，公民从出生到死亡可享受400多种福利。法国社会福利的特点是：不管国籍，只要在法国有合法居留身份就可享受。医疗保险方面，根据个人收入情况，每个法国公民每年仅交几百欧元的参保费，大致相当于一个星期的最低工资，失业者则免交此费。家庭里如果只有一人工作，可将其配偶及子女纳入自己的保险中，而参保费用不变。

　　现实的危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福利国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由于出生率不断下降，老龄化让社会福利制度的包袱日益沉重，另外高福利制造了一批社会“寄生虫”，一些人宁愿躺在高福利制度上睡觉，也不愿工作。创造财富的人在减少，而通过福利制度分享财富的人却在不断增加。如2005年的德国，一个四口之家如果靠国家救济，每月西部可收入约1560欧元，东部约1421欧元，全德平均水平约1539欧元，高于平均最低工资收入(包括部分时间工作)的 1465欧元。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缓慢，欧美国家经济危机愈演愈烈，高福利制度已使很多国家债务压力沉重。在习惯了少劳动、多获得的“美好”生活后，再要养尊处优的人去过节衣缩食的日子——哪怕只是稍减油盐，都已变得难以容忍。希腊这些年来实际上一直是在靠举债过着好日子，2011年6月背负的债务高达2550亿欧元，占GDP的比重两年内将升至200%。债务危机爆发后，希腊政府决心压缩公共开支，却马上就迎来了成千上万希腊人的街头抗议。希腊人把一切都推给了“政府腐败”，却不去想即使政府清廉，希腊人的普遍少劳动、50多岁便可提前退休，哪来足够的财富可供他们任意挥霍？

　　更重要的是，与欧美国家相比，新兴国家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吸引了大量的投资，很多欧美国家的企业主也关闭在本土的工厂，将其开到中国等投资热门地区，这直接造成了欧美国家失业状况的加剧，而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是劳动技能相对较低端的工人阶层。资金转移了，工人失业了，一方面创造财富的机会在减少，另一方面则意味着这些失业人员进入了社会救济体系，分享财富的人增加了。如此“内外夹击”，社会福利“入不敷出”问题在上世纪末就已经引起欧美国家的关注了。

　　尴尬的两难

　　进入21世纪后，高福利国家内部改革的呼声日益增强，主张集中在调整公平和效率的失衡，适度地削减福利。

　　但这些国家的各政党发现，选票才是硬道理，执政地位与福利问题关系密切，高福利承诺是获得选民支持的有力武器，反对社会福利很可能会失去选票。比如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引发福利国家危机，瑞典社民党为应对危机，试图借助赤字预算来维持生产和就业，却导致大选失利，1976年结束了连续44年的执政党地位。随后上台的中央党政府迫于财政困难，在1980年冬提出了紧缩开支、削减福利的主张，受到民众强烈抗议也仓促下台。

　　为了取悦选民，维护执政地位，多数政府不但难以对现有的福利体制大刀阔斧地动手术，还罔顾偿还能力大肆举债，欧盟27个成员中有13个公共债务突破了GDP60%上限。直接导致国家财政负担越来越重，直到主权债务危机把国民经济拉到崩溃的边缘。为避免国家破产，政府不得不向外界求助，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救援的条件是相关国家政府必须在规定期限内有效紧缩财政，压缩赤字。这意味着不得不削减公共服务、减少福利、降低工资，会引起选民的不满，无异于执政党政治自杀。欧洲福利国家因此陷入了两难境地。

　　债务重压不仅让这些国家没有可以调动的公共财政资源刺激经济的复苏，福利的直线下跌更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大范围的罢工抗议在欧洲各地此起彼伏，希腊2011年上半年自杀率甚至上升了40％。欧债危机让福利国家久已潜伏的危机以很极端的方式暴露出来，而深陷泥潭的政府即使面对汹涌的抗议浪潮也别无选择。

　　一些福利国家为了应对来自外部或内部的挑战，已经积极展开内部体制的改革，但改革的争议和阻力是前所未有的。欧洲福利国家究竟会如何进行内部改革和调整，其结果又将如何，世人正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