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向阳 从外交上说，我国的周边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与我国有着直接领土或领水接壤的邻国，称为“接壤型”周边或“小周边”；二是“定向或区域型”周边，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与中亚四片；三是“大周边”，即“全球战略型”周边。是在分片经营的基础上，再将四片连为一体，并且向东西两线推进：向西扩展到里海与波斯湾一线，包括了中亚与中东的有关国家；向东南延伸到大洋洲，包括了澳大利亚与南太平洋岛国。 当前，我国周边地区的多个国家政局动荡不定，多个地缘方向滋生乱局。周边不稳趋于常态化、持久化、复杂化与联动化。周边形势动荡既有自身矛盾错综复杂的“内因”，也有大国角逐与干涉的“外因”。 一、周边国家与地区出现了哪些动荡 当前，在我国周边各方向，多个国家与多个地区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动荡。 中亚不稳以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异动最为突出。2010年4月7日，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发生突变，在20 0 5年靠“颜色革命”上台的巴基耶夫政府被一举推翻，以奥通巴耶娃为首的反对派宣布成立临时政府。6月10日，吉南方重镇奥什的吉尔吉斯族与乌兹别克族之间爆发大规模族群骚乱，造成严重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大量乌兹别克族难民逃往邻国乌兹别克斯坦避难。吉议会选举定于2010年10月举行，政局演变前景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变数。 南亚则有多个国家政局剧烈动荡。阿富汗首当其冲，巴基斯坦紧随其后。美国奥巴马政府强力实施“阿富汗——巴基斯坦新战略”，大举增兵阿富汗，对巴基斯坦一再实施越境打恐，引发极端势力与恐怖组织强烈反弹，致使南亚恐怖袭击活动有增无减。美国于“9·11”后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已近九年，“塔利班”不但没有被美军剿灭，反而“愈挫愈勇”。 巴基斯坦被美国绑上“反恐”战车，对本国部落区极端势力发动清剿，但遭“巴基斯坦塔利班”的残忍报复，陷入恐怖活动与“反恐”难解难分的“恶性循环”。 尼泊尔在野的第一大党尼联合共产党（毛主义）发动大规模罢工，迫使尼总理尼帕尔在执政仅13个月后于6月30日辞职，尼政局陷入新一轮“波动”。 东南亚政局动荡以泰国为首。支持泰国前总理他信的“红衫军”从3月14日开始便占据首都曼谷的闹市区，与政府军及亲政府势力不时“擦枪走火”。泰国总理阿披实在“忍让”多时之后，于5月13日晚派军方封锁“红衫军”示威地点，“红衫军”军事领导人卡迪亚当场中弹身亡。5月25日，泰国刑事法院以涉嫌恐怖活动罪名，批准逮捕前总理他信。7月6日，泰国政府决定将在曼谷等19个府已实施3个月的紧急状态法再延长3个月。泰国乱局虽暂时缓解，但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泰国社会矛盾依旧难解。 缅甸即将举行历史性的全国“大选”，缅甸军政府意图在选前进一步“收编”缅北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引发后者反弹，加之军政府与“民主派”之间矛盾可能激化，致使缅甸局势变数增加。 东南亚地区形势动荡还体现在海洋方向上，尤其是南海形势更趋复杂。其中既有海盗活跃威胁海上通道安全，也有南海海洋权益争端加剧，包括岛礁主权争议、专属经济区划分冲突、海洋渔业与油气矿产资源矛盾等。而越南、菲律宾等国企图借助美国等域外大国介入南海争端，使双边争议“多边化”；美国也极力“插手”南海问题，致使南海形势更加敏感复杂。 东北亚形势主要因韩国“天安号事件”而骤然紧张。韩国于5月20日公布“天安”号事件正式调查结果，认为是遭到了朝鲜小型潜水艇发射的鱼雷攻击。朝鲜则于5月21日发表声明对此予以坚决否认，指出如韩国以“天安”号事件为借口对朝鲜进行报复，朝鲜将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加以应对。 日本政局持续动荡。先是鸠山由纪夫因驻日美军基地搬迁问题等处置失措,于6月份被迫辞职，由菅直人出任新首相。7月11日举行参议院改选，由于菅直人的消费税改革方案“得罪”选民，在野的自民党赢得选举，由此再次出现了朝野政党分别控制众、参两院的“扭曲国会”，民主党执政难度进一步增大。 朝鲜政权“换代”进程明显加快。朝鲜宣布将于今年9月份召开劳动党全国代表大会，而上一次党代会则是在198 0年举行的，意味着金正日三子金正银即将走上前台。与此同时，朝鲜“货币改革”以失败告终，国内经济困境加剧。 西亚动荡主要是“两伊问题”。伊拉克战争已爆发七年有余，美国扶植的伊拉克政府虽然渐已基本控制局面，美国也加快了从伊拉克“撤军”进程，但“基地”组织仍不时制造重大恐怖袭击活动，伊拉克安全形势难有根本好转。 伊朗核问题更是错综复杂。联合国安理会于6月9日通过了对伊朗制裁的1929号决议，而伊朗总统内贾德则对新决议不屑一顾。与此同时，美国宣布单方面对伊朗实施新制裁，而伊朗也毫不示弱，伊朗核问题前景更加堪忧。 二、周边国家政局动荡主要分为哪几种类型 第一类是所谓“成熟民主国家”的政局演变。如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等，主要属于“政党政治”与“选举政治”的范畴。其政局波动具有周期性、规则性、暂时性与可控性，确定性相对较大，对我国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对华政策与双边关系的调整变化。 第二类是从所谓“威权体制”转向“民主体制”的“转型国家”的“转型阵痛”。其政局动荡具有中期性、常态性，不确定性与风险较大，对我国的影响主要是双边关系变化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易受冲击。 第三类则是西方所谓的“问题国家”的政局混乱。其政局异动具有长期性、系统性、突发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美国著名的国际问题刊物《外交政策》2010年第四期推出所谓“2010年失败国家排行榜”，我国周边多个国家列入其中，“第六名”阿富汗、“第七名”伊拉克、“第十名”巴基斯坦、“第十五名”也门、“第十六名”缅甸、“第十八名”东帝汶、“第十九名”朝鲜。这些国家大多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其中有些还与我国存在传统的“特殊关系”，是我国周边安全战略与地缘战略依托带的关键环节，对我国国家安全与周边和平稳定的潜在影响极大，需要重点关注与严密防范。 三、周边国家与地区政局动荡的根源与原因 从内因上来讲，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与各种根深蒂固矛盾是周边国家政局动荡的根源。具体来说，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国内政治日趋“两极分化”与深陷“民主困境”所致。周边多个国家均已形成以两大主要政党为首的“两大阵营”和朝野对峙僵局，“政治生态”呈现为“弱政府、强社会”的失衡与无序状态。反对派力量壮大，非政府组织（NGO）活跃，反政府活动盛行，以至内耗不止。 二是国内经济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国际金融危机更是激化社会矛盾。城乡与不同阶层之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趋于尖锐，各种弱势群体以暴力或非暴力手段激烈抗争。如吉尔吉斯斯坦与泰国等。 三是“三股势力”（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与部族民族矛盾作祟。伊拉克、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成为全球恐怖活动的“重灾区”，印度东北部与缅甸等存在严重的民族分离主义，不时制造暴力事件；阿富汗、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部族与民族矛盾突出。 从外因上来说，大国争夺激烈等其他因素催生与加剧了周边动荡。主要存在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大国在我国周边争夺地缘战略利益。美国奥巴马政府在“西线”着力“反恐”的同时，在“东线”着力遏阻我国这一“主要战略对手”。采取了软硬兼施的“巧实力”，不断加大对我国周边地区的渗透扩张。其他大国也在我国周边加紧角逐：俄罗斯外交进一步“向东看”，凭借国力回升加大对东北亚、东南亚与南亚的投入；日本民主党政权极力争夺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重点“经营”东南亚，同时加大对南亚与中亚的投入；印度崛起势头强劲，全方位拓展地缘利益，力图首先“坐大”南亚次大陆与印度洋，与此同时“北上”阿富汗与中亚、“东进”东南亚、“西入”西亚。 二是西方大国对我国周边调整与实施“民主改造”战略，激化干涉与反干涉矛盾，加剧周边动荡。如对中亚调整“颜色革命”策略、企图稳步推进“民主”，对伊拉克、阿富汗进行“民主手术”，对巴基斯坦推进“民主转型”，对伊朗、缅甸、朝鲜三大所谓“问题国家”软硬兼施，通过互联网、非政府组织、反对派等企图实现“政权更迭”。美国在我国周边持续实施“民主改造”的“终极目的”，是围堵我国及俄罗斯。 三是对我周边资源与能源争夺加剧。美国在优先掌控伊拉克能源的同时，加大力度攫取阿富汗“万亿美元级”矿产资源，同时觊觎南海油气资源。俄、美、日、印度加紧角逐中亚、东南亚油气资源，各方围绕陆地能源输送管道建设与海上战略通道安全展开复杂博弈。 四是各方围绕“海洋权益”与“制海权”展开较量，加紧角逐“海洋国土”、海上战略通道、海洋资源等，致使岛礁归属、专属经济区与外大陆架划分等海洋争端更趋复杂。因我国“海洋崛起”导致区域海洋格局重新“洗牌”，美国、日本等老牌海洋强国心有不甘。近期，我国周边地区多个海域军事演习“扎堆”，周边海军竞赛浮出水面。 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黄金海道”，国家间权力角逐与海盗等非国家行为体“活跃”并存交织，海洋安全前景堪忧。在南海，越南与菲律宾等国企图借助美国等域外大国对我施压，并力图将中越、中菲之间的双边争议“变质”为我国与东盟之间的“多边争议”。而美国则想方设法“插手”南海问题，企图以此增加对华制衡“筹码”。 四、周边动荡给我国带来哪些挑战与影响 在周边某些邻国陷入长期“内耗”难以自拔的同时，我国却继续保持强劲崛起，力量对比进一步朝我国倾斜，这将有利于我国对“和谐周边”的主动“塑造”。 但周边动荡也给我国的和平发展带来一系列严峻挑战。 一是周边乱局“外溢效应”直接危及我国的沿边经济发展与安全。中亚、南亚、东北亚、东南亚地区持续不稳定，势必分别波及我国的西北、西南与东北沿边地区，影响我国“西部大开发”与“东北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二是邻国政局动荡、极端与恐怖势力猖獗严重威胁我国的海外利益。周边地区是我国经济加速“走出去”的重要方向，是我国开拓海外商品市场、投资场所与获取能源资源的重要地区。邻国政局动荡不定乃至发生政变与骚乱，将严重危及我国在当地的投资与人员安全。 三是周边乱局为某些大国“介入”提供了可乘之机，将危害我国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美国对我国周边“趁火打劫”与加大渗透，日本、印度、俄罗斯也乘机扩张。巴基斯坦、缅甸、泰国、朝鲜等“地缘支点”国家政局持续不稳，分别引发南亚次大陆、中南半岛、朝鲜半岛力量对比进一步失衡，其各自“地缘对手”印度、越南、韩国等影响力显著增强。我国的地缘战略依托受到侵蚀，我国崛起更将面临“龙困浅滩”的危险。此外，大国加紧角逐周边油气与矿产资源，我国获取稳定可靠的境外能源资源供应将面临更大的变数。 四是我国与邻国的既有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更趋复杂。随着我国全方位加速崛起，我国与邻国的实力差距不断扩大，这将引发周边某些国家的“反弹”。一些邻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更加突出，企图通过“大国平衡”战略、借助美国等“制衡”我国，而美国则极力“利用矛盾”。 五是周边乱局严重掣肘亚洲经济一体化，影响我国的周边区域合作政策实施与推进。如泰国等东盟某些成员国的政局动荡对东盟一体化、我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中日韩与东盟经济合作等“拖后腿”；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变天”对上海合作组织的稳定发展构成棘手考验。 六是我国在周边的“大国责任”压力不断上升，周边外交“两难”困境加剧，“不干涉内政”原则备受冲击。西方大国视朝鲜、缅甸、伊朗等所谓“问题国家”为“眼中钉”，认为我国与其关系“特殊”，敦促我国在防扩散与维护地区稳定上承担“大国责任”，无理要求我国放弃“不干涉内政”原则，对“问题国家”施加影响，致使我国在“问题国家”与西方大国之间陷入两难。 五、面对周边形势新变化，我国该如何应对 首先，以“四片经营”为基础，对周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对东北亚地区而言，我国在该地区的主要伙伴是俄罗斯，主要对手是美国。日本则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是美国的盟国，对我国的发展强大一直心怀不满；另一方面，日本不满足于仅仅作为美国的附庸国，希望成为更加独立的“正常国家”，对中日之间的经贸合作潜力也非常看重。故日本是我国周边外交战略中可以争取的对象。 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我国应继续支持半岛的和平统一，同时大力发展中韩关系，并利用共同的儒家文化传统与历史渊源关系来争取韩国，使其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对东南亚地区而言，我国在该地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为南海问题。由于历史与现实原因，有关国家对我国的南海岛礁及其附属海域的非法侵占早已是既成事实，我国的主权领土及其宝贵资源遭到了众多东盟小国的侵吞瓜分，南海问题可谓积重难返。 同时，由于这一海域在地理位置上占有特殊的重要性，引起了美日两国的高度重视，由此而使南海问题更为复杂化与尖锐化。目前，我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主要对手是菲律宾与越南两国，越南占据着为数最多的南沙岛礁，菲律宾则态度蛮横且仰仗美国撑腰，不断带头对我国挑起事端。我国应继续加强与东盟有关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以争取其支持，如泰国、缅甸以及印度尼西亚、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国，缓解中越两国在南海岛礁上的矛盾，并对美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卷入保持必要与足够的警惕。 对南亚地区而言，我国在该地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悬而未决的中印边界争端。 我国的主要“竞争者”是印度，而主要伙伴则是巴基斯坦。当前，南亚政策应保持“平衡”：一是继续联合巴基斯坦并给予其更大支持，避免巴基斯坦对美国依赖太深及其安全形势恶化失控，防止南亚力量对比进一步失衡。二是正视印度的大国身份及其国际地位，增强中印两国的经贸合作与科技交流，并与印度就南亚稳定和国际格局多极化等议题展开战略对话，增进中、俄、印之间的三边合作。三是对美国自“9·11”之后在南亚地区军事存在与政治影响急剧增加，予以密切关注与高度警觉。 对中亚地区而言，我国在该地区的主要合作伙伴是俄罗斯以及与我国接壤的三个国家，而主要对手则是“东突”恐怖势力与“疆独”民族分裂组织。我国在该地区的主要任务有两点，一是维护社会稳定与民族团结，捍卫国家统一；二是大力发展我国西北内陆边疆地区经济，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邻国能源开发合作。对美国自“9·11”之后在中亚地区军事及政治存在显著增加之势，既应保持足够的警觉，也可与美国就反恐等问题进行对话与合作。 其次，在外交战略上，以“大周边战略”为方向，远近结合、稳步拓展。 一是大力强化“周边是首要”与“维稳”、“维权”并举的意识，集中精力、加大投入、专注周边，科学研判、及时反应、积极引导。要对周边重点国家政局演变前景及其原因深入调研、突出预警性。 二是适时制定“大周边战略”，拓展我国周边的内涵与外延，“做深、做实”周边工作。在坚持“四片经营”的基础上，统筹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与南太“六大块”，打破不同区块之间的分割，形成联动机制。稳步推进区域经济与安全合作，整合与创新周边地区多边合作机制，建构和谐、有序、安全、繁荣的周边新秩序。 三是周边地缘战略坚持“东西兼顾”、“陆海并举”和“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统筹”方针，妥善兼顾地缘“西线”与“东线”，同步开拓“陆权”与“海权”，统筹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 四是针对周边国家政局动荡的“三种情形”，对症下药，强化危机管控，维护正当权益。针对所谓“成熟民主国家”的政局突变，防止其冲击与我国的双边关系；针对所谓“转型国家”的政局异动，防止其对华政策出现严重倒退；针对所谓“问题国家”的政局“混沌”，妥善维护我国的地缘战略利益，有效防范海外利益重大风险。 五是有效应对大国地缘角逐，夯实地缘战略依托。与主要大国增加沟通、协调与战略互信，积极应对其对华渗透、挤压与围堵，致力于共同促进有关国家与周边稳定。 六是与时俱进、调整与发展“不干涉内政”原则，有效应对周边乱局。改进对所谓“问题国家”的政策，既要反对外力粗暴干涉，又要敦促所谓“问题国家”应以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大局为重。 （作者为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