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国祥 罗万纯

　　2 0 1 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并明确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从此，这个群体概念进入了公众视野。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数量上已经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他们面临的民生、发展等一系列问题都将成为我国政府和全社会高度关注并要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

　　一、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重要的新生力量

　　1.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和概况

　　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是指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生，并在具备劳动能力后选择外出务工的农业户籍劳动力。之所以称他们为“新生代农民工”，一是因为他们出生、成长、工作的全过程都在改革开放后；二是按照现有户籍制度，他们仍然是持有农村户口但工作在城镇的产业工人。

　　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成长经历和环境的不同，可以进一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从幼年到少年阶段，在农村受教育，成年后外出到城镇务工的人，他们或许保留着一定的“土地情结”；第二类是自幼跟随父母外出，甚至在城镇出生、长大、上学，成年后留在城镇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对农村已经非常陌生。

　　现阶段，全国新生代农民工大约有1亿人，其中16～25岁年龄段的占全部外出农民工的近42%，26～30岁年龄段的则占到20%，这两个年龄段相加，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六成多（注1）。

　　从地域分布上看，中西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吸纳的新生代农民工数量相对较少，而东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新生代农民工规模则相对较大。例如，广东省共有大约2600万农民工，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比重达到75%，高出全国平均值近13个百分点。社会上有人反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称谓，理由是它具有很强的歧视性。

　　但是，从现实来看，“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存在着一些共性的问题。随着他们逐渐成为我国产业大军的主力和城镇化的核心力量，这些共性问题不可回避，也不能回避。因此，无论是从反映时代重大现实问题的角度，还是从有助于根本解决“三农”问题的角度，还是从全面推动小康社会建设的角度，将“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群体去命名和研究，都是有必要的。

　　2.新生代农民工的历史贡献及其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农民工群体，在过去的僵化体制之外开辟了一条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生产要素流动的新通道，为城镇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劳动力，有效地增补了我国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岗位空缺，满足了工业化进程对劳动力的需求，使我国工业发展形成了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也使我国特别是东部地区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保持较强竞争力，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加工厂”，创造出“中国制造”的品牌。

　　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加速，以及人口总数的持续上升，新生代农民工正在陆续进入城市，并成为农民工队伍的主体。应该说，在如今我国经济相对发达的城镇里，林立的高楼、繁荣的商业、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等，无不凝聚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汗水和智慧。

　　2009年，“中国工人（Chinese worker）”以一个群体形象入选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时代》周刊评论称，在金融危机肆虐全球时，中国经济仍在高速发展，并逐步带领全球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首先要归功于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中国工人。而我们要知道，这个群体“拼图”的大多数“图块”属于农民工，包括新生代农民工。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新”体现在何处

　　认识新生代农民工，最好的方法是对两代农民工进行对比。与新生代农民工对应的农民工群体，我们姑且称之为“老一代农民工”。

　　1.“进城”的目标：从求生存到重发展的转变新生代农民工正在从老一代农民工的“有工就打，有活就干”的生存型向“学技术、谋前途”的发展型转变。

　　关于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目的和动机，据全国总工会的调查，选择“出来挣钱”的，“60后”占到76.2%，而“80后”仅仅占到18.2%，同时，“80后”选择“刚毕业，出来锻炼自己”、“学一门技术”的人则高达71.4%。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强烈的自我发展愿望，他们更愿意选择“能学到东西”的工种，更加关心培训、继续教育的机会，“谋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成为他们务工的一个重要目的。

　　“80后”农民工兰乾龙，和许多青年农民工一样，早早离开三峡重庆库区的家乡到城里闯荡。2003年他来到重庆顶益食品公司调理处工作，这是个为方便食品制造酱包的岗位。喜欢钻研的兰乾龙，为了熟练辨别各种酱料，经常品尝其他企业的产品，取人之所长，并通过上网学习配料、煮酱工艺、冷却温度等相关知识，来改进本企业的产品。通过几年积累，兰乾龙熟练掌握生产流程，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增加产品种类。2010年4月，这个勤奋好学的小伙子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务工动机的不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给自己的“身份”定位的变化。之前说过，新生代农民工里，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城市里出生长大的，一部分是初中或者高中毕业后直接进城打工，虽然户口在农村，但他们一般都不会种地或者不愿意种地，而对城市社会更加熟悉，也更加渴望融入城市社会。

　　2.职业和薪资：从无条件到讲条件的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定位已经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老一代农民工多数长期依附于土地，认为“种地是根本，务工是外快”，有外快就行；加上吃苦耐劳的精神很强，工作多苦多累他们都能忍受。而新生代农民工择业时更加看重职业类型和工作环境，他们普遍不愿意劳作在建筑工地、矿山、搬运等重体力付出的行业，而更偏爱酒店、宾馆、商贸、制造等行业的工作。

　　不少招工的私企老板发出这样的感慨，如今招工比原来难多了！以前来应聘的只要求解决吃和住，对开出的工资没意见，很多农民工老实本分得都不敢提意见；如今来应聘的不但提工资要求，还对吃住条件挑三拣四，就这样还留不住人呢！

　　近年来，制造业和服务业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今年年初，“民工荒”更是铺天盖地地出现在媒体上，应该说这给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商议薪酬和福利待遇的有利条件。

　　3.观念和意识：从满足温饱到精神追求，从忍气吞声到敢于诉求人们往往将第一代农民工界定为“扛麻袋进城的”，而将新生代农民工称之为“拉皮箱进城的”，可见两代农民工在形象和心态上有着很大的不同。

　　与老一代农民工“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的单调生活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追求个性，追求时尚，他们的消费方式跟城里的年轻人很相似。以广东省为例，有近70%的新生代农民工拥有手机或小灵通，他们的通信费占月消费比例高达15%～25%。手机是信息和情感交流的工具，从这一侧面，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观念和精神需求的提升。

　　维权意识的增强，可以说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另一大进步。更强烈的权利诉求、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使他们往往不会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逆来顺受，而是选择“用脚投票”，换工作、换老板，甚至寻求外界帮助来维护自身权益。

　　河南省新密市农民工张海超，从事开压力机等有害工种工作3年多后，被多家医院诊断患有职业病——尘肺，但其所在企业却拒绝做劳动损害赔偿。在多次投诉、求助后，他终于获得做正式鉴定的机会，然而却得到一纸“肺结核”诊断书。

　　无奈之下，这位28岁的年轻人不顾医生劝阻，执意要求“开胸验肺”，终于换来病情真相。2009年，张海超得到赔偿共计61万余元。

　　综上所述，不论是务工动机、选择工种薪资还是意识观念的更新，新生代农民工的这些“新”改变，一方面得益于这个群体受过更好的教育，据统计，新生代农民工初中文化以上人数比例为60%，年龄在21～25岁之间接受过高中教育的比例更是达到31.1%，高出农民工总体平均水平7.6%；另一方面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社会进步使得年轻人的价值追求、行为方式和消费观念等都和老一辈产生了很大差距，加上我国法律体制逐步完善，相关部门和一些社工组织开展各种维权宣传和公益资助，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和能力的进一步提高。

　　三、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难题

　　我国长期存在城乡二元结构，眼下又经历着经济社会加速转型，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历史和现实带给他们的一系列难题，这些困难摆在他们面前，成为他们融入城市的一道道高门槛。

　　1.社会保障和劳动权益的问题

　　对于农民，土地就是保障；对于市民，社保就是保障。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来说，城市反正不是“久留之地”，干不动了就回乡，继续依附土地生存。但是对于与土地产生“断裂”，更渴望融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事了。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资料显示，2009年末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2647万人，仅占农民工总量的11.5%，这表明大量的农民工还未被纳入到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之中，新生代农民工也不例外。

　　参保率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极其复杂。本文仅举主客观各一个原因来看。客观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主要集中在民营企业，企业方雇佣他们图的就是工资低，因此缺乏为他们缴纳保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由于目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缺乏农民工参保的强制性规定，给一些不正规企业钻了空子；即便有少数地区出台了一些临时性的强制用人单位为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投保的政策，它们还是有“对策”——采取不与农民工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办法来逃避责任。主观方面，不少新生代农民工对未来在城市生活的信心不足，致使他们中有很多人产生这样的想法：与其挣一份看不见的保险，不如把现金拿在手里更实在。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产生这样的想法，根子还是在于他们的工作流动性大、收入普遍偏低。

　　劳动权益也是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难题。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企业的花招很多，比如通过计件形式结算工资等方式延长劳动时间，想多挣钱就得多加班，双休日和法定的节假日都得不到保证。有些企业设备陈旧，安全隐患大，造成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病发生率高，安全事故也经常发生。而拖欠工资、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等基本劳动权益保障问题也困扰着这个年轻的群体（注2）。

　　维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尽管近年来为了保护农民工的合法劳动权益，中央不断出台各种政策，不断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但在推动GDP的“指挥棒”下，一些地方政府庇护企业的不正当行为，给维权造成了困难，以至于某些地区如福建厦门，出现了从“老乡会”逐渐演变而来的“民间工会”，靠老乡之间帮忙来维权。维权中出现一些极端案例近年来也不罕见，前文提到的“开胸验肺”的事件，从侧面反映了他们维权的艰难。

　　2.发展问题

　　据广东省青少年工作领导小组2007年发布的《广东省青少年发展报告》显示，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中有超过62%的人梦想当老板，“有自己的事业”。

　　2010年，据全国总工会调查，新生代农民工中，有69.7%的人表示迫切需要了解专业技能知识，47.8%的人表示希望提升文化知识。

　　但是，梦想很难照进现实。由于他们的工作时间普遍比较长，工作强度也比较大，进一步学习的时间和精力都非常有限，同时培训机会少、费用昂贵，都制约着新生代农民工的进一步发展。

　　2009年10月份发布的《广东消费蓝皮书》指出，65%～70%的新生代农民工将收入主要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工资很少寄回家。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说明钱被这些年轻人“享受”掉了，快速上升的城市生活水平和普遍偏低的工资水平，使得他们无法不把工资用于昂贵的生活成本尤其是租房成本上（注3）。

　　搬离富士康职工宿舍，是湖南农村来的小伙子陈明远的梦想，但昂贵的房租只允许他找人合租，并不熟悉的同事刘效林成为了他的合租伙伴。因为陈明远上白班，刘效林上晚班，两个人待在租住房的时间正好错开。这样的合租伙伴在深圳的新生代农民工里并不罕见，一张床的价值被最大化，成为“24小时热炕”。“房租是200元一个月，加上水电费，分摊下来一个人只有100出头。”刘效林说。

　　遗憾的是，即使是拼命节俭，对于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当老板”、“有自己的事业”还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因此有学者把陈明远式的节俭叫做“失效的节俭”。对于很多不愿意再务农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乡村是“回不去的家”，而在城市的发展前景又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3.情感和心理问题

　　“我和我的前夫是经人介绍结婚的，结婚两个月后我就出来打工了，他留在农村做瓦匠。来南京之后，虽然有些累，但放假时与工友们一起逛逛街觉得非常开心。除了春节，其他时间我根本不想回家。丈夫多次劝我不要外出打工，希望我们能生个孩子，可我已经习惯了城里的生活。结婚3年后，我们协议离婚了。”这是安徽枞阳县25岁的小唐在安徽师范大学2009年社会调查中的陈述。

　　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3岁，正处在恋爱结婚的阶段，可是他们中一部分人长期处在夫妻分居状态下，一部分人由于工作环境（以建筑业为代表的）限制或收入低，导致缺乏和异性沟通的机会，或难以承受城市中的恋爱成本，种种原因造成情感和心理问题升级。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北京建筑业的调查，接受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超过七成将“感情孤独”作为生存困境的首选。

　　工作本身也是心理问题的诱因之一。一些新生代农民工期望值过高，在找工作过程中存在着“眼高手低”的问题，产生了愿望与现实的冲突。同时，收入长期得不到提高，机械重复的劳作模式长期得不到改善，也会加剧人的失落感，损害人的心理健康。

　　4.社会融入问题

　　这里所说的社会融入主要指的是社会心理融入。改革开放30多年过去，对于进城农民的歧视心理和歧视现象，应该说已经有了很大改进，有学者举例，这种改进从作为“全国工人先锋线路”的北京市长安街1路公交车乘务员的态度上可以看到，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他们对肩扛手提的农民工呼来喝去，而现在他们会用礼貌平和的语气指导他们怎么放包、怎么买票。但是，城市依然排斥他们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不仅仅是“一个户口本引发的悲剧”，收入水平、生活习惯、表达方式、文化素质等各种原因混杂其中。近年来，随着“二代”词系的“壮大”，“农二代”也出现了，农民工身份和城市居民身份不融合，低收入群体无法向中高收入群体发展，无疑都会为新生代农民工和全社会健康发展埋下巨大隐忧。

　　四、国家和社会的作为

　　长期以来，国家出台了多项政策解决农民工面临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来，农民工工作进入了一个重大转折期，国家政策明确了农民工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农民工问题事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核心问题。

　　但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要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综合素质，提高他们的发展能力；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完善社保体系，消除进城的“后顾之忧”；要规范企业管理，保障他们的劳动权益；要加大财政补贴，调动企业力量，增加培训机会，帮助企业留住员工；要调动社区和企业等各方力量，关心他们的情感世界，帮助解决他们的“个人问题”。

　　关爱新生代农民工是全社会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媒体在起到积极作用，比如监督企业尽到关爱员工的义务的同时，也在一些方面起了负面作用，例如，全国总工会于今年6月底发布新生代农民工报告，报告数据翔实内容全面，但奇怪的是，很多媒体都乐于报道其中“八成新生代农民工未婚”的情况。要知道，城市市民，尤其是大中城市的平均年龄23岁的年轻人绝大多数都未婚，难道在城市中生活和工作的他们大多数未婚就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吗？这样的报道除了加深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焦虑感，似乎起不到什么积极的帮助作用。此外，媒体也过于热衷传播“农二代”和“穷二代”等概念，而不是将社会舆论向传统积极的价值观上进行引导，人为加深社会焦虑意识和“仇富”心理。

　　五、其他国家同类经验参考

　　18世纪中叶欧洲产业革命兴起，吸引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进入20世纪，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城市数量逐步增多，规模日趋扩大，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股农村人口向城市快速集中的进程。各国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普遍地对来自农村的迁移人口实施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为我国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教训。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现人口城市化的国家，在解决农民就业上有一些历史经验值得中国参考和借鉴。一是采取疏导方式解决进城农民的就业问题，将短期速效措施与长期稳定政策相结合。短期措施中，有1795年实行的“斯宾汉姆制度”，对收入水平达不到标准的人群，政府予以财政补贴。长期措施中包括为失地农民提供工作岗位，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二是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政策，为解决农民工就业提供了稳定的制度保障，例如，1572年出台法令规定一定收入的阶层要按财产比例缴纳“济贫税”。

　　自上世纪50年代起，韩国开始了工业化加速的进程，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重要投资地之一。在工业化加速阶段，韩国面对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并没有采取户籍管制措施，而是允许他们自由选择职业，自由迁徙进城定居，从而在工业化过程中同时实现了城镇化。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后，由于他们的工资水平相对较高，能够负担起他们的子女在城镇上学费用。经济社会的顺利转型，使韩国成功地迈进了现代化国家的行列。

　　日本在二战前就已经是一个工业化国家，农业人口相对较少。二战后由于经济快速恢复，日本对产业工人——不管是来自城市，还是来自农村——均实行“终身雇佣制”，提供全面的社会保障，建立起亚洲最健全的劳动保障体系，确保进城务工的农民也能够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并转变为城镇人口。日本政府再通过普惠公平的教育体制，成功地缩小了城镇原居民和进城农民下一代的差距。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有生力量，他们在社会经济转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需要调动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帮他们一一破解。我们要认识到，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因势利导，采取有效措施，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和我们的社会才能和谐健康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