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报》记者  黎 辉

　　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生态体系遭破坏。在人类生存面临巨大挑战的时刻，1992年5月，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变暖的国际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诞生了。然而，人们未曾预料的是，《公约》之后的道路竟会如此坎坷。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诞生

　　在地球历史上，气候一直在变化，只不过速度很缓慢，自然界有充分的时空去适应。对人来说，穷其一生也经历不了沧海桑田。因此人类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并不敏锐。但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开始了疯狂掠夺资源，人为地加剧了气候变化。这些变化最早被科学家们所捕捉和关注。

　　科学家们用一系列数据说明：煤、石油、天然气等在燃烧过程中释放到空气中的碳，扰乱了地球自然进化过程中形成的碳循环平衡，提高了大气中CO2的浓度。目前，CO2的浓度每20年上升10%左右。如果CO2不断增加，到21世纪中叶，地球将会出现显著增温现象。发达国家对这一研究成果非常重视。1988年11月，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并促成当年的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为当代和后代人类保护气候的决议。IPCC后成为世界气候问题研究、评估和督促实施的权威机构。1992年5月9日，在IPCC的推动下，各国达成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公约》是国际环境与发展领域影响最大、涉及面最广、意义最为深远的国际法律文书。其目标是：稳定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使自然生态系统自然地适应气候变化，确保粮食生产免受威胁，并使经济能够可持续发展。《公约》同时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即发达国家率先减排，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发展中国家在得到发达国家技术和资金支持下，采取措施减缓或适应气候变化。这一原则为历次气候大会形成决议提供了依据。

　　如同建一栋大楼，《公约》只是画出了设计图，楼要建成什么样，怎么建，何日破土动工，还需要各国商议解决。因此，各方商议，从1995年开始,每年举行一次《公约》缔约方大会，即世界气候大会，商讨“大楼”的建设事宜。

　　艰难进展中的关键节点

　　至2012年，《公约》已制订20年。相比其他国际事务，《公约》的履行只能用缓慢和举步维艰来形容。

　　《公约》制订和签署6年后，才产生了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京都议定书》。《议定书》于1997年在日本京都通过，它为发达国家设立了强制减排温室气体的目标：在2008年至2012年《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对发展中国家未规定减排义务。《议定书》的产生推动了清洁能源、碳交易、低碳经济等概念的普及和相关技术的发展，更为“巴厘路线图”的确立做了铺垫。所以，2011年南非德班大会决议重申，《议定书》在第一承诺期结束后继续有效。

　　2007年在印尼巴厘岛通过的“巴厘路线图”，其贡献是建立了“双轨”谈判机制。即《公约》框架下的长期合作谈判与《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后期承诺谈判。这种机制安排的好处是，既能将美国纳入谈判进程（美国是《公约》缔结方，但不是《议定书》缔约方），又可以维持各阶段承诺的连续性与可比性。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期间，发达国家节外生枝，主张将谈判并轨，仅保留《公约》框架下的谈判，企图扼杀《京都议定书》，以否认它们在第一承诺期所做的减排承诺，并“捆绑”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共同承担责任。发达国家的“变卦”，使之后的谈判更为艰难。2011年德班气候大会虽达成“加强行动德班平台特设工作组”，但是，“德班平台”是会议延时后各方妥协“勉强达成的脆弱协议”，单是将新的气候契约生效期推迟到2020年这一项就令人难以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