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培丽

　　今年6月2日和7日，富士康公司两次宣布给员工加薪，部分员工薪资涨幅达122%，幅度超过了过去10年加薪的总和。一石激起千层浪，富士康的涨薪之举很快形成连锁反应，一些省市相继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更有不少制造业企业也加入到涨薪的行列，形成了一股潮流，从而将其他企业置于涨薪的压力之下。

　　有不少人担心，随着涨薪成为大势所趋，我国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力成本提高，“中国制造”长期以来依赖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将不复存在。有些媒体还以富士康为佐证，报道称富士康“将生产线向越南、印度转移”、“部分搬迁至台湾地区无人工厂运作”。更有报道称，曾踏着“国际产业转移”节拍来到中国的制造业、纺织业等正以“加速度”向东南亚、南亚等人力成本更低廉的地区继续它们的转移之旅。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似乎已经开始动摇。

　　“涨薪潮”真的会重创“中国制造”吗？对于“涨薪潮”我们又该怎么看？

　　二战之后，出现了一个产业链转移的大趋势：全球制造业中心从美国到日本再到亚洲四小龙，最后落地中国。其中的规律似乎是，随着经济发展和工资上涨，制造业会不断为追逐低廉成本而转移。因此有西方媒体预计，中国的“涨薪潮”极可能让数以千计的公司不得不把业务搬到越南、柬埔寨、印度等低人力成本国家。

　　实际上，尽管越南、柬埔寨、印度等国的劳动力成本低于中国，但在产业配套、规模生产、工人整体素质以及生产技术等多个方面综合作用下，这些国家很难在短期内复制中国当前所具有的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近年来一些制造业企业因为计较工资水平上的一点点差异，而把工厂从中国迁到了东南亚国家，之后他们发现，那里落后的基础设施和差劲的产业配套反而制约了企业的发展，他们不得不又把厂子搬回了中国。

　　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像中国一样同时拥有制造业和内需市场的双面繁荣。而且，中国地域辽阔，接近14亿的庞大人口总量分布在现代化进程的各个阶段，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在同一时空中并存。即使出现产业转移，也多会发生在中国国境之内。富士康从深圳迁往河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因此，在生产要素价格上升的情况下，中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竞争优势依然存在，仍有广阔的国际市场空间。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不少被认为在经济上拥有强劲上升空间的发展中国家，几乎同步走到了一个新阶段——“涨薪潮”降临。处在社会底层的体力劳动者，越来越迫切地希望从国家增长的GDP中分享红利。据统计，中国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逐年下降，从1995年的51%下降到2007年的39%，同时企业盈余则从23%上升到31%。据测算，在深圳每人每月最低工资标准应为2293元，而富士康涨薪前一线工人收入仅为1500元至2000元。因此，目前出现的“涨薪潮”其实只是“补偿性涨薪”。

　　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的消费率为48.6%，远低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水平，世界其他国家平均消费率基本维持在80%左右。居民消费不足，根本原因还是收入过低。要想让老百姓敢于消费、乐于消费，就得让老百姓兜里有余钱。

　　“涨薪潮”对于一个主要建立在廉价劳动力优势上的产业来说,在一段时间内会导致原有竞争优势的弱化,这是从低级竞争优势向高级竞争优势转换、寻求经济增长必须经历的“阵痛”。对于中国企业这轮“涨薪潮”，全球发出更多的是赞同的声音，认为中国工人若有更多工资进账，将会带动中国的消费能力，从而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