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使我国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显著提高”，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把提高“三力”作为今后五年经 年经 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可谓高瞻远瞩，发人深省。

　　我国综合国力到底有多强？国际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有哪些优势和不足？如何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抵御风险能力？我们请来三位权威专家，为大家分别解答。

　　构筑中国经济体系抵御风险的“防火墙”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博士生导师 巴曙松

　　冰岛，一度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人口仅为30万，国民生产总值近194亿美元，人均GDP居世界第四。高待遇、高福利，贫富差异不大，犯罪率几乎为零。然而，2008年，金融风暴几乎吹垮了这个远在万里之外的岛国。十多年来，冰岛金融业超常发展，以高利率与低管制的开放开放 金融环境，吸引海外资金。冰岛的银行总外债规模竟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2倍，外债总额高达1000亿欧元。“同胞们，这是一个真真切切的危险。在最糟的情况下，冰岛的国民经济将和银行一同卷进漩涡，结果会是国家的破产。”2008年10月6日，哈尔德总理通过电视讲话对全体国民发出警报。

　　抵御风险能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抵御来自各个领域可能发生危险的能力。以风险控制为基调的金融安全，已成为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的重要标志。随着中国经济融入世界大舞台，全球化趋势深入国内经济所带来的种种风险越来越凸显。无论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源自华尔街 的全球金融危机，都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下面主要从经济安全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体系抵御风险的能力。

　　中国抵御风险的独特优势

　　在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有力地抵御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并快速实现了经济恢复性增长，在全球经济中独树一帜。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的文章写道：“面对全球危机，中国已经向世人展现了它强大的应对能力。危机证明了中国具备足够的在不利国际环境中进行发展模式转变的手段和能力，也表明中国拥有强大的控制风险的能力。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坚实强大的国家实力，它把触角伸向了各个角落。”

　　总体而言，中国在抵御风险方面具有不少独特优势。

　　首先，高效率的资源动员能力和决策效率。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依靠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中央决策层审时度势，迅速采取了财政、货币、产业和投资等诸多政策，促内需、保增长，表现出高效率的资源动员能力和决策效率，迅速稳定了市场信心。

　　其次，实体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优势。自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通道，实体经济快速发展，金融体系运行稳健，奠定了应对金融危机的物质基础。例如，居民消费持续旺盛、财政基本保持平衡、银行业盈利水平持续提升，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开发投资快速发展。

　　第三，经过全面市场化改革的金融体系以及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自2000年以来，以国有银行体系股份制改革和上市为代表的金融体制改革取得突破，中国金融机构活力不断增强，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不断完善。在金融危机中，中国的监管部门更加注重把资本引入实体经济，强调监管政策的宏观审慎调节功能，实现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统一，从源头上强化风险监管基础。

　　进一步提升抵御风险的能力

　　目前，国际金融危机最为严峻的时期虽然基本过去，但全球经济的复苏依然反复不定。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欧洲债务危机引人关注。经历2009年和2010年的经济迅速复苏之后，中国经济刺激政策的一些负面影响开始显现，特别表现在通胀压力和资产泡沫上。因此，加快结构调整，提升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变得更为重要。

　　首先，扩大消费促进经济持续平稳增长，降低经济大起大落的风险。2009年金融危机应对期间，消费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支柱，为实现经济复苏贡献了重要的份额，从2009年5月至今已持续提高3.2个百分点。长期来看，消费增长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此外，从财政支出的角度看，为适应消费的持续升级过程，未来政府支出方向由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的方向不断明朗化，未来一些结构性税收政策需要不断推进来适应这一转变。

　　其次，通过产业升级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增强产业竞争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从日本、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转型升级经验看，在劳动力成本开始平稳上升时，加快内部结构调整，提高传统加工制造业的竞争力，往往会促使劳动生产率以更快的速度上升，从而支持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另外，从投资结构调整和结构转型角度看，战略性新兴产业会成为一个重要突破口以及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三，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稳步化解经济改革中的分配风险。自1992年至今，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份额是下降的；再分配本应调整这个不合理现象，但从实际状况看，再分配在调整居民收入份额下降方面效果有限。下一步，中国应在税收环节上进行结构性减税来进行收入调节，同时在支出上将更多的财力用于公共财政和社会保障方面，可以促使收入分配结构更为合理。

　　第四，重点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和系统性风险监管能力，提升金融风险管理水平。目前的监管框架依然存在不少需要完善的地方。应明确监管主体，对系统性风险和宏观审慎监管负责，明确不同类型金融机构重点监管的目标、流程、方法，通过专业机构对各种投资和融资机构的杠杆率作出相应的约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