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兆荣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人们注意到，战后德、日两国对二战侵略历史的态度有着天壤之别，并对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笔者曾在德国东西两部分先后生活了25个春秋，耳闻目睹德国直面和反思二战侵略罪行的种种表现，这里不妨加以归纳综述，给日本提供一面“镜子”。

　　对纳粹罪行的全面反思

　　战后德国历届领导人不分党派，都明确承认希特勒德国发动了侵略战争，纳粹杀害了600万犹太人，德国对其后果“全面承担责任”，并向受侵害国及其人民“认罪、道歉”和“请求宽恕”。

　　突出的表现是：1949年12月，第一任联邦总统豪斯在一次集会上指出，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罪行“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全体德国人的耻辱”；1951年，首任联邦总理阿登纳在联邦会议声明，纳粹德国“以德国人民的名义犯下难以形容的罪行”，德国对发动侵略战争的后果“全面承担责任”；1970年12月，社民党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时，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双膝下跪，作出了轰动世界的谢罪姿态；1994年，联邦总统赫尔佐克在波兰“华沙起义”50周年大会上庄重地向波兰人民认罪，他说，“我为以德国人民的名义给你们造成的痛苦请求你们宽恕”；1995年5月，联邦总理科尔在莫斯科纪念二战结束50周年大会上说，“我向死难者低头，请求宽恕”；2005年4月，施罗德总理在德国纪念布痕瓦尔特集中营解放60周年大会上说，“在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面前，我向你们鞠躬”，“对于纳粹罪行，德国负有道义和政治的责任铭记这段历史，永不遗忘”；同年5月7日，他在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上撰文写道：“我们对通过德国人之手和以德国人之名给俄罗斯以及其他各国人民造成的伤害表示道歉，请求宽恕。”

　　默克尔总理2013年在联合国确定的“国际大屠杀日”前夕发表谈话也表示，德国“对纳粹罪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特别是对大屠杀的受害者，负有永久责任”。今年3月，她访问日本时，外界十分关注德国同其邻国和解的经验。据报道，默克尔回应时主要表述了三层意思：一是正视历史是和解的前提；二是战后德国能幸运地被国际社会再度接受，是因为德国彻底与过去决裂；三是德国之所以能成功地与过去决裂，还在于二战后盟国的“严格监督”，使德国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一些媒体据此评论称，默克尔这是有意“提醒”安倍正视历史，甚至认为她是在“敲打”安倍。德国一位资深记者告诉笔者，默克尔即使不赞成安倍的“历史观”，也不会有意去“敲打”，不过客观上确实起了这个作用。

　　对纳粹头目绳之以法，不允许他们担任国家公务员。为防止纳粹沉渣泛起和新纳粹主义抬头，法律规定不允许否认纳粹德国的大屠杀罪行，对犹太人进行诽谤、攻击和恶意伤害者或宣扬种族歧视、否认希特勒纳粹德国大屠杀犯罪行为者，可依法判处35年徒刑。据统计，从1946年至1965年，东德共有12807人、西德共有6115人因纳粹罪行而被判刑；对藏匿在巴西、阿根廷等外国的纳粹罪犯，一旦发现线索，即争取有关国家配合进行追捕。德国一些报刊评论称：“时间不能洗刷杀人犯的罪行，年龄不能成为凶手的挡箭牌。”

　　举几个例子：1968年11月 7日，女记者克拉斯菲尔德在大庭广众之下给了时任西德总理基辛格（非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一记响亮的耳光，并说，她是以年轻一代的名义打这个耳光的。在她看来，一位原纳粹党员竟然当上联邦总理，这是德国的耻辱。1969年初，联邦总统吕布克因曾在一家设计过纳粹集中营的建筑公司工作过而受到舆论抨击，只得匆匆下台。20世纪70年代，时任巴符州州长菲尔宾格，也因其纳粹党员历史被揭而离职。

　　为教育民众特别是青年人了解纳粹罪行和侵略真相，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德国出版了大量揭露、剖析纳粹德国的资料性书籍，一些前纳粹集中营被辟为纪念馆，供公众参观。1998年10月在东部城市马格特堡为遭受杀戮的吉普赛人建立了专门的纪念碑，2005年在首都柏林市中心建立了规模很大的犹太人纪念碑。特别重要的是，中学历史课不仅客观叙述德国发动二战侵略的史实，而且引导学生认识德国如何从魏玛共和国走向法西斯独裁统治，反思德国社会为何出现灭绝欧洲犹太人和发动侵略战争的野蛮行径。

　　对受纳粹迫害者，包括曾被强迫为德国大公司做苦役的外国人或集中营囚犯，德国政府和有关公司提供经济赔偿或补偿，同时承认纳粹罪行是无法用金钱来补偿的，赔偿只是为了减轻受害者的痛苦。据2007年默克尔总理提供的数据，战后60多年的赔偿金额总数约合640亿欧元。

　　尊重战后国际协定，承认战后边界、声明对邻国没有领土要求。这突出地表现在：承认奥得——尼斯河为德波永久边界，从而确认二战前属于德国的原东普鲁士因战败而永久丧失；宣布1938年导致纳粹德国吞并捷克苏台德地区并进而侵占整个捷克的《慕尼黑协定》无效；1990年两德统一时，重申对邻国放弃一切领土要求。

　　走和平崛起道路，置身于欧洲一体化框架，强调德国不走“特殊道路”，以减少邻国对德国“主宰”欧洲的疑虑。20世纪50年代，法国倡议煤钢联营等西欧联合的初衷是要“拴住”德国，防止德国军国主义东山再起威胁邻国，西德领导人当时对此心知肚明，但仍接受这种“制约”。在战后的欧洲建设中，强调“德法合作”，一再重申要做“欧洲的德国”而不谋求“德国的欧洲”。

　　从被迫到自觉的转变

　　德国在历史问题上表现出上述正确态度，是惨痛的历史教训、战胜国的严厉管制以及民族前途的需要所决定的。两次世界大战都导致德国割地赔款，促使德国有识之士进行深刻反思，得出“在德国土地上不能再发动战争”的结论。二战结束后，苏、美、英、法四个战胜国在共同管制德国时实行“非纳粹化”政策，打碎了旧的德国国家机器，对东、西德社会政治制度进行了改造。德国人在反思过程中日益认识到，不痛改前非，就不能与邻国和平相处，也难以在世界上立足，德意志民族就没有前途。

　　还需要指出的是，德国对历史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深化的过程。勃兰特在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双膝下跪，是对阿登纳确认希特勒发动了侵略战争、德国对其后果“全民承担责任”的深化。但理性认识的深化标志，是1985年魏茨泽克总统在纪念二战结束40周年大会上提议把纳粹德国的“战败日”改为“胜利日”，指出德国人民从此也摆脱了纳粹统治，获得了“新生”。这是立场和心态转换的表现。施罗德总理曾指出：“解放的感觉是后来才产生的。这是一种把德国人从犯罪的、歧视人类的政权中解放出来的感觉，是使欧洲摆脱洗劫、镇压和破坏的感觉。它让德国人从精神上摆脱了希特勒荒唐的思想体系。”

　　2005年，施罗德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又进了一步，他指出：“德国决不能把纳粹反人类的罪行仅仅归咎于希特勒个人，相反，每一个德国人都应该进行反思”，“德国绝不能向试图忘却或不承认那段历史的任何企图让步。”同年，他还在《南德意志报》上撰文提出警告：“有人试图对历史作新的解释，颠倒因果关系，并否认纳粹德国的罪责”，“必须坚决抵制这样的企图：使战争的罪行和战争给德国人带来的痛苦相抵消，使对犯罪者的讨论变为对受害者的讨论，从而使纳粹的罪行具有相对性。”施罗德这段话绝非无的放矢，也是正确历史观的一种升华，具有前瞻性意义。

　　一面“德国造”镜子

　　战后70年的历史已经得出结论：希特勒德国当年企图以武力征服来扩张“生存空间”，以可耻的失败告终。战后德国汲取历史教训，以真诚悔过的行动取得受害国人民的宽恕，凭借其经济技术优势和优质产品赢得市场和人心，并成为推动欧洲一体化的中坚力量，在国际上享有应得的受尊重地位。正如施罗德总理在总结德国对历史问题的经验时指出：“以审慎和自省的方式正确对待本国历史，不仅不会失去朋友，反而会赢得朋友。”

　　日本呢？还是用德国的镜子来透视：2006年，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其《未来强国》一书中严正地指出：“日本在世界上朋友甚寡。部分归因于日本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长达数百年的自我孤立，更多是因为日本后来奉行的帝国主义政策，给所有邻国带来灾难，邻国对此铭心刻骨。但关键还是日本人对过去的征服行径和犯下的罪行不愿意承认和表示道歉……日本政治阶层的多数仍在示威性地崇拜昔日的战争英雄及一些军事领导人，而对战争受害者几乎只字不提，更不提遭受日本侵略的那些国家的死难者……所以，日本的所有邻国都确信，日本人不愿意进行道歉。韩国在这方面反应最强烈，中国也一样。反日情绪在东亚和东南亚普遍存在。”

　　（作者为中国前驻德国大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前会长）

　　资料链接：作为经济实力最强的欧盟成员国，德国意识到周边国家对德国强大的敏感心理，因而注意“夹着尾巴做人”，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强调“德法合作”，在一些礼仪上把“在先权”让给法国。德国外交部官员有一句座右铭：在欧洲建设中，“只有同法国合作，才能办成一些事情，撇开法国或同法国对着干，将一事无成”。

　　资料链接：2004年1月生效的《柏林州学校法》明确规定：学校教育的目的是，使培养出来的人有能力坚决抵制纳粹意识形态和其他追求暴力统治的政治学说。按照柏林州的教学大纲，为9年级学生历史课编写的《民族国家与世界大战》一书，就把分析纳粹历史作为重点，而为11—13年级编写的当代史，要求通过学习“纳粹独裁——问题和分歧”这一内容，使学生深入了解、反思在人类文明发展到20世纪时德国社会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野蛮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