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家河

　　在中国的直辖市中，重庆，就像整个中国城乡格局的一个缩影：既有大城市，也有大农村。重庆的农村人口是京、津、沪三市农村人口总和的2.7 倍，因此得名“农村直辖市”。

　　2010 年8 月1 日，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正式全面启动。按照规划，重庆市10 年内将分两步让1000 万农村户籍人口转户进城。到2020 年， 重庆市城镇户口人数将从现在的30% 上升为60%。

　　从农民工到新市民

　　从户籍看，重庆的城市人口数量为1000 万，农村居民有2000 多万；而从常住人口来算，城市人口已经达到1600多万。重庆市城镇有400 万本地农民工，此次改革，主要让在重庆打工的这400 多万人成为“城里人”。

　　过去，由于有城镇和农村两种户籍制度，也叫做“二元体制”，限制了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现在，人员能自由流动了，但我国近2 亿农民工，工作、生活在城市，却因一纸户籍，享受不到城市的各种“待遇”，不能真正融入城市。仅拿养老保险来说，同一个工种，重庆市的单位给城镇职工缴月基本工资的20%，给农民工则只缴12%。

　　鼓励农民工变市民，就要改革户籍制度。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探索农民进城新路子，重庆市的做法具有示范作用。

　　“五件衣服”和“三件衣服”

　　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城市和农村不同的保障方式。重庆把这种保障方式形象地比喻为“五件衣服”和“三件衣服”。即城市户口捆绑了养老、医疗、教育、住房、就业“五件衣服”；农村户口捆绑了农村宅基地、承包地、林地“三件衣服”，以及和土地相关的各种补贴。重庆的城乡统筹改革，就从破除户籍制度的“樊篱”开始。

　　黄泽兰夫妇俩都在重庆巴南区市政园林局环卫处工作，他们从老家石龙镇来城里打工已经11 年了。2010 年9 月底，她一家5 口人都办了转户手续。家里的4 个大人每人一次性获得1.8 万元的养老保险补偿款（直接划到养老保险账户）。按照政策规定，黄泽兰夫妇俩所在的单位要按照城镇职工的标准给他们交保险金。即使是黄泽兰夫妇现在失业了，到了退休年龄，他们仍然可以领到每月500 多元的基本退休金。他们的医疗保险报销范围从4 种扩展到20 多种，基本医疗报销比例从70%提升到85%。黄泽兰10 岁的儿子可以到城市就近入学，免去了赞助费和各种繁杂的手续。她73 岁的母亲现在每月可以领到630 元的养老补助，而以前只能领到90 元。一家人都穿上了城市的“五件衣服”。而她家在农村的“三件衣服”，按政策规定可以保留三年。

　　重庆在给转户进城农民穿上城里的“五件衣服”时，先不脱掉农村的“三件衣服”。这样，农民进可以在城市落地生根，退可以返回农村从头再来，最大程度解决了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

　　农民工进了城，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意义：第一，改善了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环境、生活条件、工作待遇。第二，可启动内需、增加城市消费。第三，农村人少了，地多了，可扩大土地的规模效应，增加农民收入。第四，进城的农民工主要是年轻人，养老费用现在不用付，医疗费付得少。第五，资金、土地、人力等各种资源要素流转起来，加速城乡市场一体化进程。

　　要不要城镇户口自己定

　　重庆市70 万农村籍大中专生，这回都成了转户的VIP，重庆市打开大门欢迎。其实，大中专学生毕业后基本在城镇就业，但按照以前的户籍政策，不一定能取得城镇户口。现在，要不要城镇户口自己定，中职生在规划自己的人生时，又多了一种选择。

　　进城，就业机会和创业空间可能会更大一些；留下来，农村也是施展身手的好地方。不进城的吴大权就是一个例子。他在开县竹溪镇竹溪村租赁土地，建起了无公害蔬菜基地，原来的种植规模只有70亩左右，由于土地和资金的限制，一直难以再扩大。今年，农行重庆开县支行为他提供了20 万元的贷款，他把周围村子转户农民工的土地都“吸纳”进来，种植规模扩大到200 亩。不仅他自己的收入大幅增长，还吸收了20 多名农民固定就业。

　　让想进城的人进得去、稳得住，让不想进城的人留得下、过得好，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让人能自由选择、自由流动，这是重庆户籍改革的目的之一，也是我国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镇化建设的有效路径。

　　点评：农民进城是发展必由之路

　　重庆的改革，最关键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权益的平等，一个是尊重农民的意愿。虽然城市的福利比农村多，但城市的生活成本也高。一些住在市郊的农民不愿马上转户，考虑过几年再拆迁，补偿可能更多，现在转户不划算。

　　政府也面临各种挑战。据测算，首批300 万农民工进城，总成本是1200 亿元，钱从哪来？政府如何承担？大量农民进城，工作能否保证？住房能否保证？社会保障能否负担得起？教育、医疗等各种资源是否够用？解决这些问题，要靠政府想办法，最根本的还要靠经济发展。对此，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做了这样的回答：“全社会都应该意识到，这是应该做的事，它涉及公平和正义，同时，这些农民工创造的财富，要远超过这个成本。”

　　改革户籍制度，保障农民工的权益平等，这是社会层面的考虑。从经济发展的层面看，打破人为设置的户籍限制，让农民工有选择职业和居住地的权利，是顺应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需求。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来看，农民大规模进城是落后的农业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转变的必由之路。因为工业发展，意味着制造出更多能代替人劳动的机器。有了农业机械，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了，所需要的劳动力也少了。富余的农业劳动力就要“洗脚上田”，变成工人。例如，1851 年到1901 年，法国农业人口从53% 减少至42%，从事工业和服务业的人口相应增加到58%。目前，法国农业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美国、日本等国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4% 左右。全球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可见，城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相辅相成的一对伙伴。我国目前达到工业化中期水平，工业化率接近48%，我国城镇化率2009 年为46.6%（100 人中有46.6 人在城镇生活、工作），比发达国家低30 多个百分点，比世界平均水平低近4 个百分点。从我国的现实情况出发，以户籍改革为突破口，是推进城镇化建设的一个有效办法。（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副主任李国祥对本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