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适应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加快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着力推进创新驱动，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全面激发市场的活力、社会的活力、政府的活力，进一步形成推动转型创新的合力和动力。正如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当前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减弱，必须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改造传统引擎，打造新引擎。”

　　进一步放开服务业市场

　　从我国现实情况看，服务业发展不缺市场需求，也不缺资金，关键在于市场开放。需要确立服务业市场开放的新思路，以尽快实现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业领域对社会资本的全面放开。

　　经过36年的市场化改革，制造业已高度市场化，但对服务业市场准入限制还很多，某些行政垄断尚未打破。社会资本进入某些服务业领域，不仅面临着政策的制约，还需要烦琐的行政审批。由于行政垄断和行政管制的存在，以及部门、行业利益结构的固化，社会资本事实上很难顺利进入教育、医疗、通信、金融等服务业部门。这就使得某些重要服务业领域难以通过公平竞争来提高供给能力、供给质量和供给效率。

　　发展服务业，主体是中小企业，关键是放开市场，重点是激活社会资本。为此，要加快服务业市场对社会资本的开放，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取消不合理的经营范围限制，并实现由行政监管为主向法治监管为主的转变。

　　一是推动服务业领域国有资本的战略性调整。服务业领域的国有资本要“有序进退”：一方面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为国内社会资本和外资进入留下更大的空间；另一方面将其主要配置在公共服务领域，以满足全社会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

　　二是推进垄断行业竞争环节对社会资本开放。例如，推进资本市场的国有股减持，国有资本逐步退出非自然垄断环节，为社会资本进入腾出空间；全面实现自然垄断与竞争环节分开，即在自然垄断部分强调国有资本主导，在竞争性环节对社会资本放开；完善基础领域的准入制度，对垄断行业逐步放松或解除管制，广泛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基础领域的公平竞争。

　　三是吸纳社会资本广泛参与垄断行业中的自然垄断环节。例如，鼓励社会资本通过多种形式参与投资；对银行、保险、航空等行业，加快向社会资本放开；对能够完全市场化的自然垄断行业和企业，能退出的则全部退出，暂时不能退出或退出条件不具备的企业，则要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

　　四是健全城市公用事业的特许经营制度，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例如，实现城市公用事业政事分开、政企分开、事企分开，建立完善的市场竞争机制、企业经营机制和政府监管机制；打破垄断经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城市建设运营效率；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彻底改变城市公用事业由政府投资的单一模式，允许社会资本参与投资城市公用事业。

　　加快形成服务贸易强国的新优势

　　对外开放也是改革。从实践看，实现对外开放的主动能赢得发展的主动、国际竞争的主动。我国需要以提高服务贸易比重为重点，加快推动外贸转型升级。

　　过去我国开放的重点是在制造业领域，服务业开放相对滞后。有研究表明，开放对我国制造业增长的贡献约为28%，而对服务业增长的贡献仅为7%。由于服务业领域的对外开放严重滞后，以及发达国家对我国某些服务贸易的限制，导致服务业难以借鉴国际先进技术和服务管理经验，从而制约了服务业的有效供给。其结果是国内的教育、医疗等服务消费外流的问题比较突出。

　　2014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我国提出了建立亚太自贸区的设想，其中服务贸易和服务业开放将成为重点。推进服务业开放，既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趋势，也是我国主导亚太自贸区建设的一张王牌。我们要逐步提高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加快服务业开放进程。

　　一是把加快服务业开放作为双边多边自由贸易的重点。积极建立并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凡是国家法律法规未明令禁入的服务业领域，全部向外资开放，并实行内外资、内外地企业同等待遇；逐步把服务业外商投资审批制改为登记备案制，政府的重点是把好环境安全评估、事后监管两道关；把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自由化作为双边或区域合作的重点，加快扩大双边和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打破一些国家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壁垒。

　　二是以教育、医疗、健康、金融和文化娱乐为重点，加快服务业开放。支持民办教育综合改革试点，明确对中外资非营利性民办教育机构在管理、税收、财补、土地、招生、人员福利等方面与公办教育机构享受同等政策；扩大医疗健康服务市场开放，允许并支持外商独资办医疗机构，并将审批权下放给地方；推进文化体育娱乐服务市场开放，进一步放宽对国际影视盛典、国外奢侈品展览、国际游艇展览等大型国际性文化会展和娱乐节庆活动的限制。

　　三是发展服务外包，提升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2014年1—11月，在全球市场低迷的情况下，我国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金额达689.5亿美元，同比增长29.2%。国内示范城市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执行金额占全国总额的90%以上，成为服务业对外开放的“一枝独秀”。为此，需要尽快出台相关政策，推广示范城市的成功经验，推动服务外包市场的规范和快速发展。

　　四是推动服务业企业“走出去”。近年来，以制造业为重点的国内很多企业走出国门。目前，在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有14000多个对外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员工已经超过100万人。这些企业“走出去”之后，面临着跨国和跨文化管理的许多困难，包括律师服务、管理咨询服务等专业服务，不可能都依靠外国专业机构提供，急需我们的服务业“走出去”。

　　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口，体制机制弊端和结构性矛盾是‘拦路虎’，不深化改革和调整经济结构，就难以实现平稳健康发展。”在增长、转型、改革高度融合的背景下，需要加快破题结构性改革，解决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实现结构性转型的重大突破。

　　一是加快服务业发展的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政策调整。尽快全面完成服务业“营改增”改革，切实降低服务业税负，逐步取消对重化工业的投资税收优惠，加大对服务业的财力支持；尽快修订《消费税暂行条例》，启动消费税立法程序，实现由向企业征收改为向居民征收，由“价内征收”转向“价外征收”。

　　二是推进服务业发展的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政策调整。“十三五”要减少对民营信贷机构设立和发展过程中的不必要限制，简化进入程序，降低设立门槛和准入标准，从而鼓励更多符合条件的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机构，促进民间金融业的健康发展。

　　三是逐步消除服务业与工业要素价格差异。降低服务业用地价格，逐步实现工业用地和服务业用地“同地同价”；探索生产性服务业项目实行缩短土地使用年限的供地方式，以降低服务业发展的投入成本；对经营性服务业的水、电、气收费价格，不应高于工业用途的价格；对列入国家鼓励类服务业的企业，用水、用电、用气价格应当比照工业企业价格标准执行，逐步实现服务业与工业价格大致相当。

　　四是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当前我国教育发展还有相当大的空间。第一，每万人就业人口中研究人员的比例，日本是100名，美国是91名，德国是79名，我国仅为27名；第二，2565岁成年人中大学生的比例，日本是46%，美国是42%，韩国是40%，我国只有10%；第三，我国每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200万300万，但每年却有600万大学生就业难。现在看来，不是就业需求问题，而是教育结构与国民经济发展需求不相适应。加快教育体制改革，推进教育结构调整，尤其是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应成为教育改革的重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