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刘迎秋

　　过去，我们有些企业在转型中愿意从原来比较专业的企业变成多元化企业。这种转法，虽然保证了企业的必要生存，但损害了中国经济发展应该有的效率，也有损于企业的持续健康高竞争力发展。一个企业真正的升级，首先应是专业化基础上的升级。因为专业化是狭义分工的拓展，分工本身会产生新的生产力，所以专业化能够带来升级效应，产生更大的市场竞争力。相对而言，多元化只能解决企业的短期生存问题。

　　另外，从企业自身角度看，企业制度的转型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我国大多数民营企业都是以家族式经营为主的，并且多数企业存在小富即安的倾向，缺少长远发展规划。以家族制为基础的企业的产权组织形式、治理模式、人才结构，都在很大程度上妨碍着企业转型升级和更好更快发展。

　　陈乃醒：研究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应该抓住它的国情，特别是针对国情的资源禀赋。过去三十多年的持续发展中，劳动力资源一直作为我们的主要资源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现在我们的劳动人口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招工难。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了绝对数量的下降，这意味着我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已在2012年出现。这种情况下，还像过去那样依靠劳动力资源行吗？行不通了，肯定要转型，转到哪里去呢？转到以提高技术拉动经济增长这种模式上来，就是从过去的“增人拉动型”向“技术拉动型”转变。

　　从企业个体来讲，转型升级的方式尽管有别，但最终都表现为科技素质的提高。可是很多企业没有从根本上认识转型升级的重要性，思路上没有明确这个方向。一些企业在过去的发展中赚钱了，可是这两年他们又用这些钱干什么了？不是改善自身的生产条件，改进创新，而是从事一些所谓的虚拟经营，搞地下钱庄、投资房地产。

　　主持人：转型升级的思路明确了，我们又该如何帮助企业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呢？

　　陈乃醒：创新是企业转型升级的永恒动力。引导企业创新，首先要强化技术市场，减少技术流通障碍，让更多专利顺利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其次要大力培养企业家，爱护企业家，营造良好社会氛围，让企业家放手搞创新。另外还要认识到，创新是一个广义的概念，除了包括生产技术的改进、新产品的研发外，也包括管理水平的提高、商业模式的转变等。特别是管理创新，某种意义上更重要。没有好的管理，即使有了好的生产技术，也不能很好地发挥它的作用。

　　许召元：帮助和引导企业建立转型升级的主动意识至关重要。企业要认识到，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企业原有的、成功的发展经验必须随着经济大环境的变化而作出相应调整；要认识到，只有通过转型升级，走创新发展之路，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国际竞争力；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政府尽管能发挥重要的政策引导和支持作用，但企业的问题主要还是要靠企业自己解决，最终还是要靠市场解决。

被产能过剩困扰的我国运动鞋企业，正在筹划转型升级之路。图为4月18日“第十五届中国（晋江）国际鞋业博览会”上，参观者在观看展品。

　　难在没动力，企业不想转

　　主持人：对于走技术升级的道路，多数企业的认识还是清楚的，但为什么在这条道路上踟蹰不前呢？

　　刘迎秋：这种情况，既表明企业技术升级的动力不足，也表明企业实现技术升级并非简单事。不少企业感到转型和升级成本很高、负担重、风险大，常常选择能不转就不转，能维持就尽可能维持。这并不是说它们根本不愿意“转”，也不是说它们根本不想搞好“升”，而是因为其他方面的原因，如实际承受能力和国家对技术创新缺少足够保护等。另外一点就是，各种形式的垄断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企业技术创新和生产方式的转型。因为，通过获取垄断地位可以最容易地获得更高的利润，相比于通过参与市场竞争、增大投资实现企业转型升级，然后再由此获取更高的利润，要省力、省钱得多。这样一来，通过自身努力实现企业生产方式转型和技术升级就成了一件既费力又不讨好的事情。

　　穆荣平：企业转型动力不足，要分开来看。转型升级对大企业和小企业是不一样的，对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也不一样。对传统产业，或者大企业来说，转型就是按照新时期低碳发展、绿色发展的要求进行升级发展。在没有这些要求的情况下，如果企业的日子过得还不错，并且按照新的要求进行升级还存在不确定性，那么企业就不愿意主动转型。新兴产业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的行业，转型可能会有很多技术和市场风险，所以它不愿意转。

　　另外一个事实，行业的利润水平和创新投入的强度不成正比，通俗地说，不是投的钱越多利润率越高。这导致企业创新升级的积极性不高。像化学化工行业，研发投入强度是3%，利润不到5%；石油化工研发强度是0.7%，利润是7.8%。就是说，这些行业不创新也赚钱，大家为什么要创新呢？还有，目前国内的大企业，有几个企业不涉足房地产、金融业？显然房地产、金融业的利润更高，它在这些领域攫取了大量利润，哪还有动力转？

　　还有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我们对知识产权创造环节强调得比较多，但是在保护环节力度不够，问题比较突出。以前中国专利数量比较少，还没有成为矛盾的焦点，但是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上专利名列前茅的大国，保护的问题越来越紧迫。我们一项专利侵权最高赔偿额只有100万元，如果是大案的话，这些钱还不够付律师费。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造、鼓励创新，这方面不完善，企业怎会有动力去创新升级？

　　主持人：解决转型升级的动力问题，使企业真正“动起来”，我们应该着重从哪些方面下工夫？

　　陈乃醒：从企业角度看，需要解决“要我转”还是“我要转”的问题。中小企业认为，大家需要它转型，是“要我转”。我认为不是，应该是“我要转”，企业要有这样的觉悟和动力。另外，我们还可以适当帮助一些产业，促使国家将已经成功的重大项目中的技术向经济领域渗透。美国在这方面有很多启示，比如互联网，过去是美国军队使用的，后来技术军转民，带来了极其强劲的发展。

　　刘迎秋：从根本上说，我们要贯彻好党的十八大精神，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坚决打破垄断、鼓励竞争。要切实按照李克强总理说的，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这个是核心性问题，亟须做好。国企应该按照中央规定的，更多地搞好关系国家命脉、具有自然垄断特征的行业的生产经营，为国家发展、社会稳定的大局服务，而不是更多地做民企本来能够做得很好的事情。否则，一旦以资源垄断和市场垄断为基础的经济垄断收益耗尽之后，国有企业重现改革开放之前曾经有的企业生存和发展困局，包括效益低下、亏损成片等，就可能不再是空谈，甚至导致被迫性的第二次国有企业改革，代价肯定是高昂的。

　　穆荣平：还要加大政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对任何侵权行为都要进行严厉的惩戒。美国法律在这方面的严厉值得我们借鉴。举个例子，假如未经授权，在美国电影院偷录电影，严重的将受到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最高面临入狱5年或25万美元罚款或两者并处的惩罚。出售盗版制品的商店，当事人最重可被处以5年监禁并被重罚，罚款额度足以使商店破产。如果法律没有威慑力，惩戒力度不够，违法成本太低，侵权行为肯定会非常猖狂，产权难以有效保护。